唐廷枢说：“那就暂时放弃采铁计划，专心采煤。问题是如果采出的煤只能堆在开平，仍然是死路一条。所以，修铁路事关开平成败，全靠玉翁成全。”
“我当然想成全，可我不是关键。”关键当然是在李鸿章那里，郑藻如叹道，“这件事，只怕中堂也为难。”
两人先把联名的禀帖报上去，过了三天，李鸿章召两人在签押房见面。李鸿章对调淮军驻矿务局的请求很痛快地答应了：“军队调整汛地，总要有个堂皇的理由，你们又想矿上有纠治痞棍的权力，这更非有个摆得上台面的题目。我看这样，就把矿井所在地升屯为镇，叫乔头镇，这样派兵也罢，治理痞棍也罢，都顺理成章。玉轩，景星，你们意下如何？”
这是天大的好事！
“还是中堂思虑周全！”郑藻如说，“这可真给矿局建设提供了万般方便。现在大家习惯上把矿井叫唐山矿，不如直接改名唐山镇更响亮。”
李鸿章想想说：“有道理，唐山唐山，唐代的名山，比乔头镇响亮。”
唐廷枢说：“中堂瞧好了，不用几年，等煤井一出煤，采煤的，运煤的，卖煤的，为煤黑子提供便利的，很快就会人丁兴旺，各种小商贩、客栈、车马店都会开起来，唐山镇的风头一定会盖过开平镇。”
“你说得不错，可是，这要以出煤盈利为前提。”李鸿章说，“如果你们遇点儿困难就摞了挑子，就会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不会，不会，决然不会。”唐廷枢说，“只要铁路一修，开平的煤运到天津，先把东洋煤赶出去；再运到上海，与西洋煤一较高下也不是不可能。”
“只怕铁路没那么容易。”李鸿章把一份廷寄上谕和奏折抄件递给郑藻如：
光绪五年二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奉上谕：昨据祁世长奏，开平等处开采煤铁，陵寝重地，相距非遥，恐非所宜等语。该处开采矿厂，于陵寝附近山川脉络有无妨碍，着李鸿章详查具奏，慎重办理。原折着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再看祁世长的原折，题目是《奏煤铁开采恐滋流弊请饬停止》。“臣闻滦州开平矿局开采煤铁，附近铁矿，拟一并开采，以资利用等语。臣愚以为利少弊多，利近害远，谨举其略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奏折总结三弊。一是有碍龙脉风水，“查永平府距京师五百余里，滦州府境至遵化州界不过一二百里之遥。陵寝重地在遵化州界内，山川脉络未必不相毗连。今若于该处设局开采，泄坤舆磅礴之气，必非所宜。利之所在，人必争先，地方谋利之徒，必多方搜觅，呈报局员，局员以获利为能，将竭力图维，禀请大吏。此厂稍敛，彼厂效尤，一处经营，他处仿照，愈推愈广，将无穷期”。二是有碍治安，“且此采办民夫，半出无业游手，小厂动以百计，大厂何止千名。地为畿辅奥区，又与陵山要隘不甚相远，收此百千犷悍之众，聚则为我徒役，散则为害闾阎”。三是增加狱讼，“民间坟茔动遭平毁，州县狱讼转益繁多，犹弊之显见者也”。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唐廷枢说，“风水龙脉之说，本就是……何况唐山是个孤零零的小山，并不与遵化山脉相连。”
“矿工聚众为匪，坟茔动遭平毁，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值一驳。”李鸿章说，“龙脉之说，在西洋人看来是无稽之谈，可在我大清，不可不慎之又慎！景星，你必须详细考察开平及遵化山川形势，最好拿出地形图说，说明与遵化龙脉无碍，否则，可真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中堂，天下山水无不相连，他们要是以此为由阻挠开矿，那可真是百口莫辩。”唐廷枢忧心忡忡。
“当然能辩。”李鸿章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嘛，唐山并不与遵化境内山脉相连，是自成一脉，又与龙脉何干！你带上精通堪舆的人员去考察一下，再向当地人请教，只要说得清楚，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办。”
郑藻如也说：“景星，你也不必太担心，开平离东陵几百里呢，驳倒他们不是难事。”
李鸿章说：“在咱大清办洋务，没有一件是顺利的，没有这个理由会有那个原因，我们想办点事情，那就得硬着头皮，耐着心性，把这些难题——无论是无稽之谈的理由还是实实在在困难，都得靠我们来解决。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们，不能一遇困难就撂挑子。”
唐廷枢说：“中堂放心好了，卑职不会轻易低头，更不敢有负中堂所托。”
“好，你有这番表示，我就放心了。”李鸿章说，“接下来我就说说铁路的事。这件事情，注定要好事多磨。不要说京中的清流，当年我也是反对修铁路的。”
当年——同治初年，李鸿章刚任江苏巡抚，英、法、美三国驻上海的二十七家洋行代表，直接找到他门下，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铁路，而且他们已经在筹建“苏沪铁路公司”。那时候李鸿章刚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满怀警惕，他向当时的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请教，认为洋人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将苏州也纳入通商范围，因此严词拒绝，“三国所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先，继而经商，万难允行”！当时李鸿章认为，洋人贪得无厌，势必以铁路“占我商民生计”，而且兴修铁路会“凿我山川，害我亩庐，碍我风水”，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
“那个时候，我与现在京中清流的想法并无二致。”李鸿章说，“不过，毕竟上海领风气之先，几年后，我就认识到铁路挡是挡不住的，但让洋人修不行，必须权自我操。”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因为马上就到十年中外修约期，朝廷就洋人可能提出的要求预先进行磋商，铁路是其中重要一项，李鸿章提出仿造铁路的建议，他在复奏中说，“铁路工本，动费千数百万，即各国商众集资，亦非咄嗟能办。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企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之后，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
“那时候捻匪未除，朝廷内忧外患，就是仿造铁路，也不可能，所以我有数十年之后仿造之说。”李鸿章说，“不过，后来的形势让我认识到，铁路于军国大计均有益处，因此我改变初衷，几年后就主张修造铁路。”
同治十一年（1872年），因为俄国人强占伊犁，李鸿章第一次公开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建议。他在奏折中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皆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难免也”。对李鸿章的建议，当时京中清流无不咋舌以为怪异。
同治十二年（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沿海各省岌岌可危，海防之议兴起。李鸿章抓住这一时机，在《筹议海防折》中借题发挥，再提修建铁路，“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倘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在这份著名的奏议中，他还将兴建铁路、加强国防建设同发展经济、与洋人争利联系起来，“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此军国之大利也”！
“可是，朝野上下无不视为海外奇谈，有御史则上折弹劾，认为我李某人看似为国计，实为洋人张目，是帮洋人说话的二鬼子。”李鸿章感叹说，“就是文相也颇不以为然，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后来我借进京叩谒梓宫的机会，向恭亲王力陈修铁路之必要，六爷却连连摇头，断言无人敢主持！我请他向两宫奏请，六爷说，少荃，就是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我当时心灰意冷，决意对铁路绝口不谈。”
去年，洋人私自修建的吴淞铁路试运行，引起京中清流激烈反对，李鸿章想借此机会，买下吴淞铁路自主经营，也多次与沈葆桢函牍往来，可是沈葆桢最后受不住京中清流的压力，不顾李鸿章的劝阻，将重价买回的铁路全部拆卸后运往台湾，弃置海滩，成为一堆废铁。“沈文肃已成故人，我不忍指责。他是屈指可数的敢于办洋务大员，尚不得不屈应时俗，中国要兴铁路、办洋务，是何等艰难！”
这件事情，唐廷枢人在上海，再清楚不过。他当时只怪沈葆桢愚蠢，不知来自朝中的阻力竟然如此之大。
“景星，如今还未修铁路，已经有人提出风水龙脉问题，如果此时再向朝廷奏请修铁路，恐怕不但铁路修不成，开采煤铁矿也有半途而废之虞啊。”李鸿章感慨说，“所以，铁路运煤，恐怕行不通，得另觅他法了。”
他法不是没想过，唐廷枢不说，是想极力促成运煤铁路。现在看，问题并不在李鸿章这里。于是他说：“中堂，我也有所考虑，铁路不能修，修一条煤运河也未尝不可，比铁路成本还要低。英国、美国这些年运河盛兴，货畅其流，也是他们富强之一途。”
“啊，你原来早有打算，如此极好。正巧，你借这次考察风水，顺便将运煤河一便考察。”李鸿章说，“等你考察完了，咱们再议如何？”
门口当差的高喊：“中堂请喝茶！”
郑藻如和唐廷枢弯腰退出李鸿章的签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