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盛宣怀收到李鸿章电报，让他回天津。大家估计一定是出任天津海关道有了确切消息，都纷纷给他道贺。盛宣怀心里高兴，但不能表现在脸上。见不到朝廷正式批文，都不作数，煮熟的鸭子还有飞了的时候，他不能出喝了祝贺酒结果升迁不是他的笑话。
他乘船北上时，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等都来送行，出乎意料，徐润竟然也来了。他表现的极其平静，就像从未发生盛宣怀排挤他的事情，恭贺道：“盛观察，从此平步青云了。”
盛宣怀说：“多谢雨之美意，都是传言罢了。”
等轮船鸣着汽笛离开码头，徐润对郑观应说：“我挪用公款被革职，他挪用金州矿的公款比我还多，我倒看看他怎么收场。”
郑观应已经以病请辞，不日将与徐润一起南下回香山老家，开解道：“雨之，杏荪总算在股价上对你有所关照，就不必再计较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徐润说：“当然，当然。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盛宣怀回到天津，果然是升迁——署理天津海关道。署理不同于真除，只能是暂时主持，官阶也不会变，但毕竟是重要的经历，对将来获实缺大有益处。这次署理，可以说几乎是李鸿章硬给他想的办法——让周馥告病，派盛宣怀署理；然后再派周馥代他到威海、旅顺等地去巡察海防工程，转一圈总要三四个月，到时候看情形再回任。盛宣怀得了署理的经历，将来在北洋各关中设法给他实缺就更顺理成章。
署理虽然是暂时的职务，但权力却与实授没多大区别。海关被视为肥缺，过手的银子多，腾挪起来比较方便。盛宣怀得了机会，先挪几笔银子给电报局救急，因为广州到龙州的电报线官款拨付不及时，而工程不能稍停，他只有挪东墙补西墙。
署理关道的滋味还没来得及细品，就有御史密参他钻营牟利，主要罪名是挪用金州矿股，致使金州矿集股而不能开办；逢迎结纳，得以署理津海关；开设大有恒钱庄、上海滋大当店、扬州同益当铺，假公济私，来往款项，皆非其钱庄典当不可。上谕着直隶总督李鸿章、江苏巡抚卫荣光查察复奏。李鸿章这边好说，盛宣怀代为起草复奏，说明金州矿不是集股没有开办，只是因为勘探原因推迟，现在苏家屯铁矿正在开挖；挪用金州矿股金，按一分官利给息，比存钱庄还高，且经过商董商议通过；至于逢迎巴结，实无其事，“第观其举止议论，机权灵警，实有肆应之才。该员于洋务机窍素能体会，历年兴办各局，由其创议居多。现设陆路电线，纵横万余里，集事竣工，得争回英、丹两国电报公司利权，于文报大有裨益。大抵挟其材术以干时，固不必为请托之事，而自为上司所识拔，则当路之所以委任而荐举者，殆由于此。原参所谓善于钻营者，殆亦在此”。这不仅是在为盛宣怀开脱，而且更为他表功。
江苏巡抚卫荣光主要查究盛宣怀在江苏开办钱庄典当的情况，盛宣怀自觉没什么大问题，但也不敢大意，给卫荣光拍发密电，请他予以关照。
现在电报畅通，办事效率极高，不到二十天，卫荣光的复奏也上去了。盛宣怀托吏部的朋友帮忙打探消息，不久得到确信，吏部已经堂议，逢迎巴结查无实据；开钱庄、典当并非在服官省份，而且大有恒钱庄是其弟在经营，滋大典当为电报筹款已经转让他人，扬州的当铺早就异手两年，可毋庸议；但办矿有问题，“该道于八年七月赴骆马山勘矿，尚未签探，仅据学生池贞铨验得浮煤，即行具禀招股，嗣勘矿屡易其地，至十年三月始据委员探得苏家屯铁矿，而又无煤可炼，乃计出于运铁就煤。当矿务未兴，先收股票，迨日久众商疑虑，遂致物议纷腾，似此轻率招商，恢张失实，实有应得之咎”。结果是奏请以“降调私罪”处分。降调的话，他的候补道恐怕保不住；而定性为私罪，处分会更严厉。罪有公罪私罪之别，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所谓私罪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盛宣怀急忙托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军机大臣张之万等设法保全。
他又找李鸿章报告吏部议决的结果，希望李鸿章能再上折设法保全。他替李鸿章起草了电文，历数盛宣怀的功绩，尤其是办电报，“去年造苏浙闽粤线，未领公款，藉矿本移缓就急，拒洋线以通军报，独为其难。查该道忠勇任事，现署关道，尤资臂助。时事需才，尚望圣意保全，可否加恩‘降留公罪’，免使成事中坠”。
李鸿章帮他脱罪自然没有问题，但为自己的下属说话毕竟不那么硬朗，便建议说：“杏荪，左相也曾密保你堪任关道之才，得让他也出头说话。”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左宗棠主战，不但派了他的旧部王德榜去广西，而且屡请到前线督师，朝廷担心他闹得不像话，影响了中法和谈，把他调回军机，此时刚到京城不久。由他出面说话，分量独重。
盛宣怀写一封密信给左宗棠，他把准了左相喜戴高帽的特点，在密函中说，“职道因电务紧急，挪用矿本，致被严议。本拟即日乞归，将所有经手十一省电报、金州矿务，以及天津团练、海防支应、机器、军火各项差使，求即派人接手，职道从此可以归家读书。际此时艰，去留何惜，但蒙中堂一朝知遇，即已被诬，若不昭雪，职道一人进退，何关轻重，而数年辛苦经营，坐视各局败于垂成，辜负宪恩矣！此为一己出处之义，惟中堂曲全垂察焉”。
果然，左宗棠很快就了上《人才屈抑可惜请再饬查盛宣怀折》。左宗棠曾经在湖南巡抚幕数年，亲手起草奏稿函牍，他对自己的笔头功夫相当自负，就是出任封疆大吏后，也常常亲自捉笔。他的这个奏折并不长，却能抓住要害，别的不论，只论挪用矿股的事情，他认为无论金州矿务还是电报，都是公事，而非营私，“首获重遣，似非公允”，一句话便把吏部的奏议给否了。接着他又说明此时处分盛宣怀的弊端，“中国自强，以后借资商力者甚多，集股须顺商情，商人惟求获利，今责成该员认真办理，以收成效，万一无成，必责令将原收股本照数归偿，不准丝毫短少，商情必洽。若未筹及办法，先将该员降调，该员呼应不灵，必致事废半途，款归无著，于矿、电均属有损无益。是非者，天下之公论也；赏罚者，朝廷之大权也。一言之毁，一人之黜，虽似甚微，而群情之向背因之”。他建议朝廷，“应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详细查核，秉公妥议，据实奏明办理”。
左宗棠善于雄辩，他上折也习惯先把众人的嘴巴堵上，因此他又特意说明自己为什么给盛宣怀辩护，同样讲的义正辞严，大公无私，“论者必谓盛宣怀一署事微员耳，臣保荐于前，渎辩于后，非固执己见，即袒庇私人。不知臣与盛宣怀初不相识，光绪六年臣由秦入觐，方闻其承办轮船局务颇招物议，正拟查实纠参。迨出任南洋，正议设立津沪电线，而英国、丹国争占各口岸电线，任意狡辩，臣督饬局员返复争论，舌敝唇焦，卒能拆除已占之线而保自主之权，实系盛宣怀一人之力，曾于光绪九年奏设长江电线片内约略陈明。及筹划长江电费，正值市面萧索，众商裹足，亦赖该员挪拨矿本，乃克有成。又光绪九年，该员随前大学士李鸿章赴沪，道出金陵，因公来谒，臣与纵谈时事，多中窍要，知其于中外交涉各事阅历实深。兹以电线最为出力之员，因电股获咎，投闲置散，殊为可惜。查前任直隶知府李秉衡因部议降调，经督臣据实保奏，仰蒙恩旨，擢用至今，颇称得力。兹值需才正亟之时，用敢不避烦渎，再为陈情。适李鸿章函商请会衔具奏前来，与臣意见相同。谨会同署直隶督臣李鸿章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左宗棠的奏折传到天津，令盛宣怀感慨不已。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对付，世人尽知，但在这件事上，真称得上大公无私，他敢说敢做敢担当的气概，真不是一般人可比，也就难怪胡雪岩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当初自己还曾经蔑称他左老三，真是狂妄可笑之极。
很快朝廷照准，让南北洋大臣查实复奏。李鸿章与曾国荃很快复奏，当然是极力为盛宣怀开脱，结论是“综核前后情节，尚非铺张失实；其挪矿股归入电股，曾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粤电线之成，皆缘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尤大。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该道盛宣怀免其降调处分，出自圣裁”。
军机大臣很快得旨，“盛宣怀前得降调处分，着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降二级并非降低职务、级别，官员有功，在现有官阶上加级记录，是为一种奖励，盛宣怀因功已经在候补道上加过四级，降二级其实是很轻的处分。但受此处分，署理海关道已经不妥了。但海关道不能落到外人手里，李鸿章示意周馥立即回任，而盛宣怀自然结束署理。
盛宣怀交接篆务，结束署理这天，李鸿章召见他，本来要好好谈谈，却顾不上了，中法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