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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京官，很容易漂浮在半空中，就像写诗作词一样，虚张声势的多，我很不习惯。就好像生活失去了真正的抓手。只有在千方百计为百姓办实事的时候，我才真切感觉到自己是曾巩。就像我的名字———巩，坚固，结实是也。
有一年我在浙江绍兴做通判，恰好遇到大饥荒，我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我劝说地主们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催促他们卖给百姓，维护了一方稳定。我还以国家的名义，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赋税一起偿还，那一年群众过得很滋润。
这样的例子很多，每到一地，我都会除盗肃霸、兴修水利。当我在舆情快报上看到老百姓的称赞时，我心里甜滋滋的。所以，跟所谓的“唐宋八大家”相比，我更骄傲另一个榜单———有人将我们曾家在朝为官的人士，统一称为“南丰七曾”。
在我考中的同一年，我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也同科高中。几年后，我的弟弟曾宰、曾肇，妹夫关景晖、侄子曾觉也考中进士。号称“一门十进士”。
我们互相联系得很多，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为百姓服务。有人说历史上的我，被低估和忽视了。忽视就忽视呗，好像重视就能怎么样似的。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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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一次面圣的机会，那是六十一岁的时候，当时我要去河北沧州赴任，出发前见到了神宗。他满脑子都是改革，对我提出的“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很感兴趣。但当时我已经六十一岁了，我自己知道干不了几年。
不久我就退休了，像司马光一样潜心修史，继续为新古文运动摇旗呐喊。
又过了一年，我就离开了这个永远热爱的世界，享年六十四岁。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六十四岁的时候走的，欧阳老师、晏殊、范仲淹、苏轼、包拯、王安石、沈括，等等。六十四岁，对我们宋朝文人来说，真是一个魔幻数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研究。
我这辈子有三个最感激的人，分别是司马迁、韩愈，以及欧阳修。
前两个人，是我的神交偶像，他们指引我的治学和创作。
至于欧阳老师，他比我大一轮，是一个有才华，特洒脱的人，为人特别幽默，爱提携后辈，对年轻人十分的好。后来他坚持在科举中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在多次落榜后，我才得以考中进士。我一直怀疑他是专门为我改的招生政策，但我从来不敢问出口。我们情同父子，我曾经很想拜他为干爹，但是他拒绝了。
江西省博物馆藏曾巩墓出土的抄手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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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对家庭没什么愧疚。
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大人去世，我第一时间中断学业，返回家乡，四处打工，辛苦挣钱，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是的，我的弟弟妹妹，有点多。
我对继母也很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因为上面这些事迹，后来我被县里评为“十大孝子”之首。
你们来评一评，我对家庭的责任感，还有为民办实事的理想，比某些略显得浮夸的诗文，是不是强那么一点？
最后再告诉你们两个小细节，你们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是我的书法作品《局事帖》，在公元2016年的嘉德拍卖会上，以两亿七百万元价格成交。千年过后，这个一百二十四字的作品有了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是我一生用功读书，特别爱好藏书，家里藏古籍大约两万余卷，收集篆刻作品五百卷。
生活中，有很多人很高调，这是他们的自由。
面对人生的磨难与烦琐，我只想务实一点，细致一点。
平和勤谨，是我的座右铭。
即使不能成为众人仰视的月亮，内心也应该是一片皎洁。
尾声
唐宋八大家里，谁最出色？
其实历史上，一直有争议。比如，清康熙时期，学者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共选录八大家的文章三百一十六篇。唯一一位入选篇目超过百篇的就是曾巩，共计一百二十八篇。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七人。很难说，这不是张伯行对曾巩的偏爱。
只能说，唯有跨越时间，拂去历史的尘埃，才能发现夺目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