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口子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很多人认为宰相有些小题大做，但因为他树大根深，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范仲淹偏要站出来，他带头与十多个大臣在仁宗的办公室外长跪不起。仁宗左右不是，派吕夷简去劝说范仲淹，结果被老范喷得狗血淋头。
正当范仲淹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仁宗却站到了吕夷简一边，外放老范为睦州知州。估计仁宗是真不想要那个娘们儿了。但仁宗心里一直有范仲淹，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调他任苏州知府，积累更多地方经验，以利将来大用。四十五岁的范仲淹到苏州后大兴教育，大修水利，获得官吏百姓一致好评。
很快仁宗又调他回开封，任命他为判国子监（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事，不久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开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首都一把手。都说京官难当。范仲淹却当得有声有色，刚上任就开始大力整顿干部队伍。
他的利箭，直接射向了吕夷简等一批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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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一生中最讨厌的人，范仲淹绝对排前三。
回到京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范仲淹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百官图》，直指吕夷简的走狗太多，他们不忠于朝廷，而忠于宰相。
对打败范仲淹，吕夷简还是很自信的———既然能踩倒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他很快反击了，讥讽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你不是说我搞山头和帮派吗，你的屁股不也是脏兮兮的吗？宰相毕竟是宰相，范仲淹文采再好，信念再坚定，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老范再次被贬到饶州，与他关系好的官员，尽数被贬。也有特别义气的。有个叫余靖的秘书丞，上书请求修改诏命；还有个叫尹洙的官员，说自己与范仲淹亦师亦友，情愿一起被降职。这些，都是令范仲淹感动的人和事。不然，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他很难支撑下去。
好在仁宗每次都是点到为止，对老范明面上是贬，其实暗中保护。第二次被贬不到一年，吕夷简被免职，很多人开始上疏，希望范仲淹回来。其中有个叫梅尧臣的人，专门写了篇小作文《灵乌赋》，劝范仲淹尽量少说话。范仲淹回信说，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啊，都奔五的人了，还在乎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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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不仅是文坛的定海神针，还是一员难得的武将，他虽然不亲自上战场搏杀，但是指挥若定，料事如神。这一点后面有机会再说。我们只需要知道，看到老范长期的坚持，以及在西北战事中的优异表现后，仁宗对他的信任和依赖空前加深。
公元1043年，仁宗迫不及待地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当时，大宋建国已经八十余年，内忧外患已经非常突出，小规模民变的数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高，边患不断，每年耗费大量资财，才得以平安。对仁宗来说，紧迫感是空前的，他不想祖宗的基业断送在自己手里，希望有所改变———结果，他看中了范仲淹。
对于这样的宝贵机会，范仲淹当然不想错过，连夜写就《答手诏条陈十事》，直陈时弊。仁宗照单全收，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就此开启。
公元1044年，范仲淹的想法进一步成形。当他打算将改革推向纵深时，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就连仁宗也挡不住舆论的汹涌澎湃，于是他变得犹豫了。
新政仅推行一年，就此搁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的传统，真的是连搬动一张椅子，也是十分艰难的。范仲淹体会到了，但是他不甘心。所以在离首都一箭之遥的邓州，他写出了《岳阳楼记》。我个人觉得，在中国近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一篇饱含爱国之情的政治宣言书。
因为这篇作品，知识分子的颜面暂时没有扑街。
（元）夏永绘《岳阳楼图》
尾声
范仲淹在邓州一共待了三年，《岳阳楼记》横空出世之后，他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后来他先后在杭州、青州等地做官，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一辈子都在追寻，等到老去、无力战斗的时候，他就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
公元1052年，范仲淹的病情加重，在赴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的路上死去。
这个世界上，除了肉体意义上的生命，他哪儿还有真正的对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