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说：“怎么就做不到呢？多了缴不出来，少了还缴不出来吗？林大人要向皇上交差，咱们当然也要在林大人面前交差。你先听听洋人的意思，并把洋人的意思及时传给林大人，最好，洋人议事的时候，能请林大人信得过的人参加，以免你话长话短，反而不见信于人。如果林大人知难而退，不再逼洋人缴鸦片，那感情好；如果林大人就是咬住这一条不放，那你就要设法让洋人缴出一部分，在林大人那里交差。你和十家行商都交个底，实在不行，咱们把洋人缴的鸦片折银子赔给洋人也行。”
“那要多少银子！”伍绍荣想想就发愁，“如今一箱鸦片五六百两银子。听林大人的意思，要洋人缴几万箱！”
“老四，那是林大人开的价码。开了价就好说。别人慌失智，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伍绍荣见老爷子一副从容自得的样子，心里也宽松了许多，父子两人，且说会闲话。
伍秉鉴说：“我最近也一直在琢磨这位林大人。难得，是个好官，是个清官。可是，咱们不怕当官的贪，咱有的是银子，总能喂饱他。咱怕的是清官，好官。清官因为占了个清字，便无所顾虑，对咱们毫不手软；又因为是清官，即便有天大的不是，老百姓也会认为错不在彼。”
伍绍荣说：“我感觉得出来，林大人对咱们从心里蔑视。”
伍秉鉴说：“这不怪林大人。圣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谋利的人，想当然就归于小人之列。”
伍绍荣说：“听洋人讲他们国内的情形，那是举国重商，就连他们的国王也要为商人说话，国王行政，也要听从商人的意见。咱们中国，何时能像外国一样？”
“这个梦，你连想也别想。”伍秉鉴说，“中国是中国，像外国那样，不可能的。”
伍绍荣问：“为什么呢？”
伍秉鉴说：“几千年了，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没什么好讲的。”
伍绍荣问：“外国人可以把商摆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中国为什么不能？我想不明白。”
伍秉鉴说：“要讲道理，我也没法讲。我听洋商讲，比如英国，他们国家的收入大部分靠商人，我想，这应该是地位高的原因。可是，在咱们大清，国家收入一是地丁，二是漕粮，三是盐税，至于一般商人纳税，实在九牛一毛。”
伍绍荣又问：“外国人为什么不靠地丁漕粮，商人纳税为什么会那么多？”
伍秉鉴说：“老四，这你可把我问住了。我想，咱大清泱泱天朝，地大物博，人口数万万，仅靠地丁漕粮就足够国用了，何必靠商人？外国呢，国土都比较小，比如英吉利，我听说，只有几个岛。几个岛能干什么？兔子不拉屎，只能让他的百姓驾着船四处经商求财了。”
这个问题对父子两人来说，都太过于空泛了，不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他们也不想在此费脑筋，他们着急的，是解决眼下的问题。
第二天，伍绍荣邀请外商代表到公所商量怎么向钦差交差。受邀而来的六个人，三个是英国人，马地臣、颠地、丹尼尔，有一个是英籍印度人鲁斯托姆吉，还有两个美国人，格林和韦特莫尔。三个英国人中，马地臣的公司经营鸦片量最大，但他本人不喜欢出头，丹尼尔的实力不算大，因此最愿发言的就是颠地。实际上，自从铁头老鼠查顿回国后，颠地就以英商领袖自居。印度商人是唯英国人之命是从。两个美国人，格林是旗昌公司的经理，韦特莫尔是罗素公司的经理。罗素公司的规模不太大，韦特莫尔很愿尊重格林的意见。
这次，英国人带来了传教士郭士立，作为他们的翻译。
于是，公所的文案再次阅读钦差大臣的谕饬，蔡懋以他的“广东英语”作补充，郭士立翻译为英语。其实，昨天晚上美国人亨特翻译的文本已经抄送给英国人一份。颠地很不耐烦地听完在他看来废话连篇的公文，他说：“没用的话太多了。最关键的，我想问一问，钦差大臣让我们上缴鸦片，打算给多少报酬？你们也都知道，广州的商人都是代理商，不是鸦片的真正主人，主人们都在印度或者英国，我们只是受他们的委托销售，没有权利处置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当然，如果钦差大人给的价格合适，我们也可以交出来。”
伍绍荣当然明白，钦差大人要的是洋人“缴”鸦片，而绝对不是什么购买。不过，谕饬里面有给洋人一定赏赐的意思。他拿过钦差的谕稿，找到里面的几句话，“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
但洋人根本不把中国当成所谓上国，给予赏赐的意思伍绍荣也不敢直接说给洋人，他斟酌再三才说：“钦差的意思，可以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打个折扣给予价值，这个折扣可能会很低。”
颠地是宝顺洋行的经理，整个广州，除了查顿·马地臣的洋行，就数他的宝顺行持有的鸦片最多。他转头用英语对马地臣说：“这不过是中国官员惯用的把戏，想吓唬我们缴出鸦片，又不想付出足够的代价，我认为不必理会他们。”他又看看满头细汗的伍绍荣，“他们这些行商也非常狡猾，说不定他们有意拿钦差的话来吓唬我们，为的是在钦差面前好交差。我建议，先拖几天再说。不是说三天后给他们答复吗？那就三天后再说吧。”
马地臣说：“如果中国人不十分反对，我愿尊重你的意见。”
颠地也和两个美国人交流了意见。旗昌洋行的格林与伍家关系十分密切，说：“如果中国的钦差十分为难伍浩官，我们应当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伍绍荣认为性命攸关，但外商认为不必着急。郭士立对伍绍荣说：“出席今天会议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商人们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与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有联系，必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因此，需要时间讨论，再把决定告诉你们。”
会议快要散时，粤海关衙门送来一份谕稿，要求通告夷商，钦差大人在调查鸦片问题期间，暂停外商请牌赴澳。每年贸易淡季在广州的外商，料理完生意，必须回到澳门，但离开商馆，必须海关发红牌准行。如今海关衙门暂停请牌赴澳，也就意味着外商想走也走不了。
一直到林则徐谕定的最后一天，十余名外商才在丹麦馆召开会议。马地臣根据这几天与商人们商议的意见，决定给钦差一个答复，信件的内容要向钦差解释一下，之所以运到中国的鸦片增加，是因为两年前中国有位官员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中国朝廷并未对此表示反对，因此造成了印度鸦片生产大增，到广州的航运也随之增加。现在，通过钦差大人的公告，已经澄清了这一问题，他们将不再与鸦片贸易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停泊外海货船上的鸦片，都是孟加拉和孟买的委托人的财产，广州的商人无权交出。他们能做到的，是保证不再买卖鸦片，不将鸦片运往广州，并尽力劝说停泊外海的船只迅速启航，返回各自的生产地。
然而，颠地就是连这个复信也表示反对：“各位，我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感到遗憾，因为这会让广州城里的钦差大臣认为我们已经惊慌失措了。我已经与年轻的伍浩官谈过，他言语支吾，且前后矛盾。我认为，他是否真的与钦差谈过话都不可信。至于他说，如果我们不交鸦片，钦差就会杀他们一两个行商的头，不过是中国人惯用的虚声恫吓罢了。我确信，就是浩官自己，也绝对不会相信钦差会砍他的头。我提醒大家，不要理睬他们，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我提议，我们只需告诉钦差大臣，这件事情很难办，我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这样拖几天，或者再花一笔贿银，我想，就会像从前的把戏一样，钦差大人会用他那支奇妙的笔，报告他们的朝廷，‘夷人’已经屈服了。他们的大皇帝就高兴了。于是不久，一切就会照旧。至于鸦片的价格，反而会再次暴涨。”
好几个人表示赞同。这时格林站起来表示反对：“我昨天见到伍浩官，他看起来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他的恐惧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要记住，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可以不费力气很快再赚回来，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行商们正在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担忧。我并不是为钦差的暴虐手段辩护，但是他的决定一旦执行，我们既无法弥补其后果，也无力偿还失去的生命。目前的局势直接危及我们同伙的生命，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虽然我们有时诅咒他们，诅咒他们的狡猾和贪婪，但是我们决不能忍心把我们的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行商的脑袋还重。我建议，应该给钦差一个积极回复，以便于行商在那里交差。”
颠地建议，那就投票表决好了。
这是外商们通常采用的办法，遇到不能决定的事情，他们就投票解决。票多者的建议将获得通过。
票很快写好，结果很快收了上来，并公布出来，二十五票赞同颠地的意见，十四票赞同格林的意见，还有一票弃权。
于是由郭士立起草了一份给行商的信，信中说，由于事关重大，牵涉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仔细商讨钦差的命令后，才能做出答复。并且，各国商人一致同意，以后再也不会与鸦片贸易发生任何关系。
伍绍荣接到这份文件，他愁坏了。等了三天，等了这样一个结果，在钦差大人那里肯定交不了差。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先将这个结果报给林大人，实在不行，行商凑钱让外商缴出一千箱，先交了差再说。
有了这个底，伍绍荣和其他十名行商硬着头皮去见林则徐。林则徐看了这个结果，果然大怒，训斥行商不肯实心办事，与夷商一起敷衍朝廷。伍绍荣磕头说：“小人愿献出家资报效。”
是报效朝廷还是报效钦差大人？如果报效朝廷尚还说得过去，如果是报效钦差大人，这是把钦差当成了贪官。林则徐勃然大怒，训斥道：“你们这些奸商，总以为有钱可使鬼推磨。朝廷一再颁布禁烟严令，就是你辈以贿赂伎俩，金钱开道，使朝廷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可你们看错了本钦差，打错了算盘，本钦差不要钱，要你们的脑袋！”
行商们匍匐在地，大气也不敢喘，等着林大人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