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的人说：“看来是真的，行商说这位钦差大人不像其他的中国官员，他说到就做到，没人敢反对。”
义律说：“这是对英国商人利益的侵犯，是对大英帝国的羞辱！我不能袖手旁观。”
他亲手起草了一份告全体英国人的告示，告诉他们广州的英国商人生命和财产正在受到威胁，他要求口外的所有英国商船都到香港去，聚泊在“拉恩”号炮艇周围，升起英国国旗，接受船长布莱恩的统一指挥，准备抵抗中国人的可能进攻；他又告诉商人们，他将前往广州，与中国总督交涉，要求中国政府发给英商红牌，准许他们自由离开广州；他又要求广州的商人们赶紧将财产转移到黄埔的船只上，并做好清算债务的准备。
他又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信，报告说中国皇帝的钦差强令呈缴鸦片并限制大英帝国商人的自由，信中说：“尊敬的勋爵，英国商人的生命和财产正面临着威胁。广州已经是个危险的地方，但我作为国王陛下任命的官员，应该尽到保护陛下臣民的职责，无论那里多么危险，哪怕危及我的生命，我作为一个海军上校应该挺身而出。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光荣。我将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付钦差大臣和广东当局的不公平的恐吓行为。我相信，对中国人采取强硬态度将是最好的政策。”
吃过午饭，他决定乘“路易莎”号前往广州。临行前，他给“拉恩”号炮艇船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果六天后还没有他的消息，请他采取及时而适宜的措施，解救被拘留的全体英国臣民。
临登船前，他对略显紧张的秘书说：“广州是一个大舞台，我们将由此走向中英关系大舞台的中央。”又拍拍秘书的肩膀，“不要怕，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
他再次整整他挺括的海军制服，手握剑柄，挺起胸膛，大步跨过跳板。他对秘书说：“我又感觉到海军的荣耀了。”
次日晚上六点左右他到达了商馆前的码头。珠江上有水师多艘战船，但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轻易挑衅外国船只。因此“路易莎”号在水师的严密监视下，顺利到达了码头。商馆广场栅栏码头上，有许多中国士兵和官员，但他们同样没有阻拦义律，让出一道胡同，让义律挺胸兜肚地进入商馆。英国商馆的人看到监督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他。他问：“现在中国的钦差，还在逼迫缴出你们的财产吗？”
马地臣回答说：“是，这一要求一直没有放松。现在，他们又有了新要求，要拘禁约翰·颠地。”
“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中国人伤害约翰，我会保护他的。”
他没有进他下榻的帝国行，而是先去了颠地的宝顺行。和大多数商馆一样，宝顺行也由好几幢三层楼房组成，楼房之间又有中国式院落和走廊连接。底层为账房、仓库、储藏室、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和苦力的房间，二层是客厅和餐厅，三层是商人们的卧室。颠地在二楼的客厅迎接义律。义律说：“约翰，听说中国钦差要拘押你？”
“是的，他们已经传了好几次话，要我进城和钦差谈谈。他们没有给我安全保证，我不能去。”颠地说。
“不要听他们的，也不要怕。”义律拉住颠地的手说，“约翰，跟我走，到我的住处，我亲自保护你。”
这让颠地觉得有些意外，也有点好笑：“不必，我还能保护我自己。中国的钦差也没打算强逼我，不然，我早就会被他们带走了。”
“不，你没明白其中的意义。我是女王陛下任命的官员，我代表的是英国政府的意见。我把你接到我的住处，不是你愿不愿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国人证明，大英帝国政府不允许他的臣民处于危险之中。”
义律拉着颠地的手走出宝顺行，商馆里雇请的中国人大声喊：“颠地要跑了！”
这一声喊立即传了起来，许多人都大声喊：“不要让颠地跑了。”
码头警戒的士兵也都警惕起来，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水师的官员则指挥大小船只，聚拢在“路易莎”号周围，准备阻拦义律登船。
义律并未向岸边过来，拉着颠地的手向东一拐，进了帝国行，上了二楼的会客厅。巨大的双扇门由两个仆人拉开，客厅十分宽敞，天花板上吊着一簇巨大的蜡烛台，客厅的茶几上，也都摆着枝形的烛台，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整个客厅里烛火辉煌。客厅东侧墙上悬挂着一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英王乔治四世的画像，他身穿王服，头戴王冠，手执权杖。这幅画像曾由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带往北京送给乾隆皇帝，但被拒绝接受，由陆路带回广州。西墙上则悬挂着一幅阿美士德勋爵的全身画像，比乔治四世的画像小得多。英国商人包括部分美国商人、法国商人都聚集过来，想听听这位商务监督有什么高见。
义律让他的秘书首先朗读了他在澳门就起草好的通告。商人们议论说：“商馆已经被包围了，怎么可能往黄埔的船上转移财产？”
义律说：“你们放心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给邓总督的信件，我要派人立即送去。不是通过行商，而是通过广州府的官员。”
他把信件让颠地和马地臣看，有没有不恰当的地方。
义律在这份禀帖中表示，广州方面应当立即发给英商红牌，准许他们离开。如果他的请求送达三日后，广州方面仍然不发给红牌，中国就是将英国商人拘为人质，迫使他们接受不恰当的条件，这是对英商的严重侵害，也是对英国的冒犯。“中国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装备的集合，本人深感不安，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这种行为，即使不是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我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宣布，我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不对将来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
平时有些狂傲的颠地，几天来被困商馆，傲气已经大挫，问：“这样会不会激怒中国的钦差？”
马地臣也说：“你这样责问他们，未必对解决问题有利。”
义律说：“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曾经竭力支持中国人的禁烟行动，是希望换取他们善意的回应，希望能够破除他们守旧的体制，建立起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关系，并随之扩大贸易范围。可是，我发觉我几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我认为，强硬的态度对改善中国人的态度或许会更有用。感谢上帝，我们有一只英国军舰——虽然很小，停泊在香港洋面，这是我几番努力，英国海军专门派过来的。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的最后一息！”
他派秘书亲自到广州城门，把他的信递给广州知府。马地臣告诉他，不必到城门去，而且要想冲破中国人的围困到达城门也很困难。可以把信送到行商的公所，如今那里不仅有行商，还有广州知府和南海、番禺知县的下属。
义律的信于当晚九点多递到邓廷桢手中，邓廷桢附上自己的意见于十点多送到钦差行辕。第二天一早，广州知府、广州协就奉到钦差大臣批驳义律请给红牌的札饬，立即派各自的亲信叫上伍秉鉴前往行商公所向义律传谕。时年六十九岁的伍秉鉴，按中国传统的算法，已经是七十岁了，他已经辞去了行商，只保留原商的身份。但他的儿子、行商之首伍绍荣，因为夷商未按钦差谕令呈缴鸦片，脱不了汉奸嫌疑，已经被林则徐拘押到狱中。受此牵累，伍秉鉴也被摘去了顶戴，此时替儿子到公所向义律传达钦差的谕令。
广州府、县的文武官员，都不愿进夷馆，传谕的地点定在行商公所。广州知府的亲信幕僚，提议由伍秉鉴和通事蔡懋共同进夷馆“传谕”义律前来。儿子伍绍荣已经因“汉奸”罪名下了狱，伍秉鉴为避嫌疑，极力避免单独与洋人相见，便说：“各位大人，我从前与夷人交易，都十分相熟，见了他们难免熟不拘礼，视传谕为儿戏，我还是不去的好。”
伍家与广州的各级官员以及胥吏关系都很好，伍秉鉴的建议一提出来，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通事蔡懋一人进夷馆。费了老大一会儿工夫，蔡懋只身回来了，说义律不肯亲自前来，要派他的秘书作为代表，翻译是传教士郭士立。
“他理由是什么？”广州知府和广州协的亲信，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发问。
蔡懋说：“他认为传谕的说法有伤英国的体面。除非把传谕的说法改了，或者列位大人到夷馆去。”
广州协的武官一拍桌子说：“他这是痴心妄想，本大爷怎么会进夷馆去见他。”
商议到最后，只好同意义律的秘书作为代表前来，不然传谕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按钦差的要求，伍秉鉴读钦差的札饬，通事蔡懋协助解读——
查该国夷人在港通商，久沾乐利。乃将鸦片烟流毒内地，利己损人。本大臣奉钦命前来查办，发给谕帖，许以不追既往，唯将已来之烟土尽数呈缴，未来之烟土断绝不来，仍令照常贸易，着限三日内回禀。迨逾期八日，尚无禀复，殊属违延。本大臣查知颠地所带烟土较多，传来讯问，伊又挨延三日，并不尊谕前来。今阅该领事所禀，并未叙明原委，率请发给红牌。试问谕而不复，传又不来，如何能够发给红牌？
查义律既系英吉利国领事，来到天朝地方，宜何如懔遵法度？乃该国禁食鸦片，而任其诱骗华民，且趸船久泊粤洋而不能禁止，试问，义律领者为何事乎？本大臣奉大皇帝特命来粤查办鸦片，该领事岂有不知之理？而本大臣到粤以后，不将卖鸦片之夷人执法惩办，此系法外施仁，该领事又岂有不知之理？乃禀内竟无一字提及，假装糊涂。独不思该领事既由澳来省，岂能置身事外？今唯将缴土具结之事，责令义律遵照前谕，妥速办理。如能将趸船烟土即日缴清，本大臣自必加之奖励。即伊有欲恳求之语，亦准明白禀陈，果于情理无亏，本大臣一秉至公，岂肯稍为屈抑？若不讲情理，而思于黑夜中带人逃走，天网恢恢，其可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