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设立商务监督，时间不长，是四年前的事情。此前，英国在华商务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派一名大班负责管理在广州的商人。四年前，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商人对华贸易进入自由阶段，驾着帆船到广州来的英国商人骤增。这些商人如何管理？中国官方是希望英国再派个“大班”来管理，一如旧制。英国政府则希望借此机会，派官员到广州来，不但管理商人，而且经手与中国的外交，建立起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能再如从前，只是商务关系，更不能像从前那样通过十三行行商递交屈辱的“禀帖”。
如今的商务监督是查理·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十五岁就入英国海军，是首任监督律劳卑的秘书。他已经是第四任监督，但改变中英贸易体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他与中国官方打交道，仍然要由十三行代递禀帖。
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这天晚上，他约请了英商中的两位密友——查顿和马地臣前来密议。
威廉·查顿时年五十四岁，因为人很精明，精神头又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他是苏格兰人，十八岁从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学院毕业，决定到东方闯一闯。他做了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上的医生，随船十几年，捎带货物经营，不但积累了资本，更积累了经商经验。后来他干脆辞职，在广州经商。
坐在查顿对面的詹姆斯·马地臣，比他小十二岁，也是苏格兰人，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不过马地臣出身贵族，比查顿的起家更体面一些。如果说查顿起家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话，那么，马地臣则是从加尔各答商行的“账房”案上开始学习生意经。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尔各答叔父的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有一次他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递交给英国船长，结果他只顾在酒吧和女人浪漫，把这事忘了，等他想起来时，船已经开航了。那时候从加尔各答到中国，要借季风行船，一年只打一个来回，这一失误无可挽救，他被叔父赶回英国。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反正回家也没颜面，马地臣就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到了广州，他就从事鸦片走私，很快和查顿相识。后来，两个人又到同一个公司合伙做生意。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查顿和马地臣千方百计把走私船开到了离广州城二十余公里的黄埔，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成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两人正式合伙成立了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马地臣公司成立后，两人都是如虎添翼。查顿瘦高个，性格急躁，善于策划，擅长演讲；马地臣是个矮胖子，性格温和，不善言辞，但长于落实。两个人虽相差十几岁，但彼此配合很好。在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到伶仃洋泊趸船走私鸦片，就是两个人的主意；看到飞剪船速度快的巨大优势，发现其蕴含的商机，首先大量购进飞剪船用于鸦片走私的，又是他们两个；用飞剪船把鸦片运往厦门、宁波、舟山，开拓中国沿海市场的，还是他们两个。查顿·马地臣公司步步着先，迅速发展，鸦片走私量至少占英国鸦片商人的三分之一。
两人影响如此巨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然会特别重视。义律反对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商都不太喜欢他，愿意给他出主意的，似乎也只有查顿和马地臣两人。
义律见到两个人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到消息，中国朝廷要严禁鸦片走私，我打算配合他们，以获取支持，为大英帝国开拓市场争取机会。”
查顿说：“我也得到消息，中国大皇帝想严禁鸦片。不过，他的臣属们能做得到吗？以我多年的经验，无非是多费些钱财去贿赂他们罢了。”
马地臣说：“是啊，中国这个可笑的政府，从两广总督，到他们的广东巡抚，再到海关监督，水师巡船，各级衙门的师爷、小吏，谁不向鸦片伸手？就连京中的军机大臣，也在等着鸦片走私的分肥。他们的大皇帝要严禁鸦片，广东的官员们一定比我们还要反对。”
查顿说：“我们不妨也学葡萄牙人的办法，筹备一个贿赂基金，专门来打点那些贪婪的官员。”
澳门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鸦片走私。从雍正朝起，朝廷就行文禁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烟的风声一年比一年紧。不过，风声再紧，只要广州官员尤其是具体办事的官员不配合，所谓严禁，不过是只打雷不下雨。澳门葡萄牙人的办法很直接，就是行贿广州的官员。他们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四十元，每年大约可征得十几万西班牙元。这笔钱就是澳门葡萄牙人给清廷官员戴的遮眼罩，官员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鸦片走私得以半公开进行。
义律对此不太感兴趣，说：“走私鸦片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你们都知道，我憎恶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是一种耻辱和罪孽，我看不出它与海盗行为有何不同。我甚至认为，靠着持续、大量地走私邪恶的奢侈品而进行贸易不会有好下场。落后、愚昧的大清国，人口是那么多，市场是那么大，我更期待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自由贸易，这是个比印度更加庞大的市场。”
查顿有一张演说家的利口，他与人说话，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演讲：“你和我最初到中国的想法一样。我与中国人打交道三十多年了！我刚到中国的时候，知道中国人口是那么多，我就想，如果中国人的上衣能比现在长出一寸，就足以养活伦敦所有的纺织厂。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改用刀叉，那就足够伦敦所有餐具工厂忙活十年八年。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中国人只重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衣服绝对不会参照我们的式样长出一寸，我们运到中国的餐具刀叉，他们只当小玩意送人。中国人完全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关起门来完全生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从他们的大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固执！我们贩给中国人的大宗商品是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花，欧美的银元、钟表，可是东南亚的香料正在枯竭，印度的棉花运过来赚不了多少钱，而钟表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墨西哥革命后，白银产量大幅降低。我们没有什么商品是中国人必需的，但我们需要他们的茶叶，不光大英帝国，就是整个欧洲，都被中国的茶叶和瓷器还有他们的丝绸俘虏了！我们运回一船船茶叶和瓷器，运到中国的只有一船船白银。中国人只需要我们的白银，这种贸易逆差实在不可忍受！我们终于发现了鸦片，这是中国人唯一需要，而且嗜好的商品。中国人需要，我们运来鸦片，运走茶叶，这是公平的贸易。谁让他们需要呢？”
义律说：“这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知道鸦片是毒品，大英帝国就不允许臣民吸食。我们的目光应该离开那害人的鸦片，向中国沿海，向中国如此广阔的北方望去。如果中英能够平等贸易，那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那当然很好。”马地臣总是不急不躁，“但是，平等贸易实在太难了。中国人从来没把我们当平等的国家来看待。他们称我们‘夷人’，骂我们‘番鬼’，说我们的鼻子像鹰嘴，眼睛像猫眼，胡子像刷了红漆，肉白得晃眼，甚至愚蠢地认为我们腿不能弯曲，眼睛到了中午就看不见。”
查顿说：“大英帝国不是不想与中国平等，曾经派出了两个使团，都被中国人粗暴地拒绝了，监督不要再抱幻想。”
查顿说的两个使团，一个是马戛尔尼使团，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9月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欧洲国家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随员包括天文家、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八十余人，还有九十多名卫兵。所携“贡品”约值一万五千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六百箱。当乾隆皇帝知道使团并非专为祝寿而来，而是希望中国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打开中国市场，他龙颜大怒，对英国人的要求一概不准。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另一个是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时间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刚在滑铁卢大败，英国实力更加强大，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中英贸易关系，因此派阿美士德率团访华，目标还是谋求中国开放口岸，扩大通商。但因为礼节问题，惹怒了嘉庆帝，使团连嘉庆帝的面也没见上，就被逐离北京。
“我见过阿美士德勋爵。”查顿说，“当时我还在随船，到广州的时候，正好使团南下。阿美士德勋爵非常丧气，他在商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说，‘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就应当坚定果决，哪怕付之军事，唯有如此才可以取胜。’后来你可怜的前任死去了，我认为原因就是我们还不够强硬，如果当时有一支舰队，中国早就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了。教训让我清醒，我向来坚持对中国人要强硬，应该用大棒敲疼他们的屁股，甚至敲打在他们可笑的前额上，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战争不是一个外交家应该追求的选项，而且帝国政府也不支持激烈的方式改变与中国的现状。这一点詹姆斯最清楚。”义律摇头，看了一眼马地臣说。
马地臣的确回国动员过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那是四年前，律劳卑去世，他代表广州英商送律劳卑夫人及女儿返回英国，他还同时带着查顿联合英商起草的一份请愿书，要求派遣一支舰队给以军事支持，作为对这位“不幸人士”、对英国国旗和这个国家所受羞辱的补偿。当时英国内阁首相是威灵顿，他对请愿书的内容很不以为然，对请愿书的激进建议更不感兴趣，他认为遵从旧例，让获取大量税款的茶叶生意、换取大量白银的鸦片生意正常运转，是最明智的选择。
查顿一提起威灵顿就上火，他哼一声说：“那是个冷血的家伙，一个恭顺和奴性的爬虫，他就不配当大英帝国的首相。他的首相只当了不足一年就垮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教训，也是大英帝国崛起的商人们用脚投给他的票。一个不为英国商人着想，不能维护帝国商业利益的人，是不能坐在首相的位置上的。”
马地臣说：“虽然游说政府不甚理想，但我通过公司的往来客户，联系到了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商界。我临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为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份《大英帝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陈情书，上呈外交大臣。我接到的国内信件说明，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走向强硬，尤其巴麦尊子爵重新执掌外交部后，他有一番雄心壮志。”
巴麦尊全名是亨利·约翰·坦普尔·巴麦尊，他是英格兰贵族，已经是第二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
义律摇头说：“恰恰相反，我刚刚收到巴麦尊子爵的信，他转告我，女王陛下政府不支持英国臣民违反贸易国的法律。商人们如果因违反中国法律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至于采取武力威慑以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方案，女王陛下政府现在没有看到足够清晰的理由采取这种措施。”
查顿耸耸肩说：“这是官方的姿态罢了。如今对华贸易不但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十万吨的业务，为每年三百多万英镑的印度产品提供市场，更为大英帝国提供了五百万镑的税收。而其中鸦片贸易比丝绸和茶叶的贸易之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贸易就势必任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英国财产天天处在险境之中，我不信大英帝国对鸦片商人的利益会无动于衷。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商船上的帝国，商人财产遭受损失，大英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我有足够的信心，说动帝国政府不会对商人袖手旁观。”
马地臣说：“演说是威廉的优势，如果有他出面，凭他睿智的目光、动人的演说，一定能够打动议会。”
查顿说：“如果中国政府对鸦片贸易采取强硬手段，对英国商人财产造成损害，我就回国去争取议会的支持。我希望监督能够保持强硬，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至于说动帝国派遣舰队前来，尽管交给我好了。”
义律说：“从我个人的立场，我反对鸦片贸易；从国王委派的政府官员职责出发，我必然会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但在绝望之前，我还是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支持他们禁烟，而作为回报，我期待能够争取到两个目标。一是驻华商务监督的平等公正的地位，以及入驻省城的权力，同时可与中国地位相当的官员平等交往，而不再通过行商递禀帖。二是更自由的贸易。我期待能够恢复到一百多年前，四口通商而不是仅限广州一地，而且不能仅限与行商交易，而是与所有的中国商人。”
马地臣问：“监督打算通过什么手段达成你说的两个目标？”
义律说：“通过谈判。我支持他们禁绝鸦片，他们支持我的合理要求。”
查顿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这两个目标，恐怕一个也实现不了。”
义律说：“我会尽上我所有的努力。不成，再作他想。”
查顿和马地臣告辞，出了门，查顿对马地臣说：“我们这位监督真是像孩子一样天真。看吧，现实会让他碰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打定主意，一旦形势严峻，我就立即回国。至于公司的业务，我会完全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比我在的时候打理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