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受超擢焉知祸福 党争烈政变在即
康有为变法太过操切，不仅守旧大臣反对，即便是极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礼部主事王照，就是其中之一。
王照是直隶宁河县人，1894年考中进士，散馆后授礼部主事。当年公车上书时得以结识康有为，为他的渊博知识所吸引，成为崇拜者。可当康有为真正开始主导变法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他觉得这样变法太急躁，劝康有为道：“任何一项新政策，一定先要在朝廷进行一番计划，并在官员、士子中进行讨论，如果这项政策要推行，那么开头怎样，结尾会怎样，全国各地情势又有哪些不同，都应该考虑周全，而后由朝廷发令，朝廷大员衷心响应，州县官实力奉行，士子和百姓也都理解，这样才能有实效。哪能靠皇上一道上谕，就当作一项新政已经实行？”
“如今列强瓜分在即，按你的办法，如何来得及？大清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很不以为然。
王照又道：“大清好比一个重病的人，你开的药方太过刚猛，不但不能救命，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神医下手，最擅长的就是猛药救命。你的办法是日拱一卒，不待过河，老巢已倾。我是一子将军，治本之策。”
“老康，无论是治本，还是治标，都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王照与康有为年龄相仿，又关系极密，因此称他为老康，“你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这样变法，恐怕欲速不达。”
“如果能让那个老女人闭嘴，一切都会顺利。”康有为大摇其头，他认为新政推不动，主要是顽固守旧大臣暗中阻挠，而这些守旧大臣背后就是慈禧。
“其实，太后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经常召驻外公使的女眷们进宫询问外邦诸事。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让太后、皇上一起推动变法。把推行改革的功劳让给太后，让改革以太后的名义推行，那样守旧大臣们也会转而支持改革。”王照大惊失色，他劝康有为应该尽力协调帝后的关系。
“你这是引狼入室！那个老女人好不容易松了手，绝不能让她再出来。”
王照认为康有为有意刺激帝后矛盾，是十分不智的行为。他起草了一份上书，希望有助于疏解紧张的帝后关系。他的主意是，让皇上陪太后到日本去考察，直接了解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的原因。这样，皇上是以孝治天下，天下臣民就不会有异议；太后得以直接感受日本变法的成效，会对变法更加支持；而天下人也都认为，变法也是太后立志要做的，变法的荣誉归之于太后，而天下人也不会埋没皇上推进变法的功绩。
帝后的矛盾，怎么可能通过帝后同游日本就能化解？这不过是王照的书生之见，他兴冲冲把上书交到礼部请代为呈递。礼部满尚书怀塔布、汉尚书许应骙看到请皇上奉太后去日本以及列国游历的建议，十分愤怒，认为这实在太出格，不予呈递。而不久前，光绪刚刚下诏，让天下臣民皆可上书提建议。王照认为，无论如何礼部堂官应当把他的上书转呈上去，与怀塔布、许应骙争论起来。最后他说，如果礼部不呈递，他就请都察院代递。最后礼部勉强同意，但怀塔布、许应骙联合四位侍郎附奏，说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且日本素多刺客，此前俄皇太子出游日本及李鸿章奉命出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王照则咆哮公堂，蔑视上宪”。
变法以来，光绪希望借廷议的方式得到众臣的支持，也得以堵住太后的嘴巴，因此一有新政就交廷臣先议，但廷臣们议驳者十居七八。光绪积郁不平，于是大开言路，让大小官员都可通过本衙门上书，希望从下层官员中得到对变法的支持。但一个多月了，上书却寥寥无几。他本来就怀疑六部九卿的堂官们有意压制上书，王照的上书被阻恰好证明了他的怀疑。他勃然大怒，谕令将礼部堂官下部议处。刑部议降三级调用，光绪不同意，下谕全部革职。而对王照大加赞赏，褒奖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任命了新的礼部堂官，汉尚书李端棻，汉侍郎王锡蕃、徐致靖，满侍郎阔普、通武均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尤其是徐致靖，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如今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闲职，一跃而为正二品的侍郎。
罢官惩戒并不罕见，但一次把某部堂官全部罢免，有清以来不曾有过；如果理由充分，也无不可，问题是只因不予代递上书，就全堂罢免，实在出乎常理。怀塔布等六名堂官跑到颐和园向太后痛哭诉屈，这不仅使守旧大臣觉得过分，就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觉得太过分。
罢黜六部堂官不久，光绪又下旨罢免李鸿章和户部满尚书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起因是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海防捐就是以筹办海防经费的名义卖官，这部分收入开始的确用于海军，但后来主要用于修园子及驻守北洋的淮军军饷。如果停止海防捐，淮军立即面临无饷的局面。李鸿章作为淮军的创始人当然要力争；敬信作为户部尚书，则担心不但淮饷无款可筹，而且新政创行，无论是办学堂还是兴工商，诸多费用更难筹措。两人再三请求稍缓再停，光绪大怒道：“一面裁官，一面又捐官，有这样的政体没有？”
两人跑到太后那里诉苦，慈禧回道：“我已经答应皇帝推行新政，我不能言而无信。”
总署大臣是李鸿章唯一的实职，一旦罢免则又形同赋闲。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其实他与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一样，对变法并不反对，但他反对的是康有为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变法。所以他好几次发牢骚，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对他可以说是积愤已久。
李鸿章是三朝老臣，而且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竟然也被罢黜总署之职，那些几无所长的大员又该如何自处？这时候，不但是守旧大臣，就是一些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心思也开始倾向颐和园，他们觉得能给官员以公正和保护的，只有退居园中的老太后了。
连续罢黜大员都得以顺利落实，康有为信心更足，光绪的胆子也更大了。康有为又上书说要想变法，唯有提升任用小臣，广为举荐，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惜爵位赏赐，破格升用。那些守旧的人姑且听其在位，只用京卿、御史等，内外诸事皆可办理妥当。
光绪采纳这一建议，决定先拿军机处开刀，任命了军机四卿，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凡有章奏都由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卿拟旨。原来的军机大臣，则被晾到一边。
无论光绪还是维新派，都觉得这个办法实在高明。皇帝不是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吗？那我就任命二品以下的官吏，让他们来办事，二品以上的都一边凉快去。办法的确痛快，但无异于将帝后矛盾公开在朝堂内外，也就难怪大员们都跑到颐和园围在了太后身边。军机大臣们被晾在一边，看着四个年轻人指手画脚，心里的憎恶可想而知，只盼着他们尽快玩火自焚。
军机四卿的确太年轻。林旭，福建侯官人，是著名洋务派沈葆桢的孙婿，时年只有二十三岁；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时年三十三岁，这两人都是康有为的弟子。刘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四川绵竹人，曾经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与刘光第都受到张之洞的赏识，是张之洞通过陈宝箴推荐给光绪的。未经宦海起伏的年轻人骤获大任，难免会得意忘形，尤其是越过军机参与国家大政，无异于四位新宰相，要想他们做到笃定、谨慎，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四人当中，年龄最长的是杨锐，也只有他保持着一份谨慎和小心，而且也只有他在被任命为章京后感到了其中的危机。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军机四章京，每天对发下来的条陈恭加签语，是否可行，分别提出看法供皇上参考。一块值班的同行很不容易相处，刘光第和谭嗣同一班，我和林旭一班。谭嗣同是康有为的死党，但在值班时还算安静；林旭则随便什么事情都要投机取巧，他在条陈上的签语有很不妥当的地方，我强迫他改换过三四次，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很难相处了。他们喜欢放言高论，什么衙门该撤，什么样的人该罢免，口无遮拦。每天收到的条陈，都是争着讲变革、讲新法，多数都是揣摸皇上的意思，然后巧语逢迎，甚至有些建议万不可行。我一旦干一点遇事补救、稍加裁抑的事情，同事们就都有意见。刚刚相处没几天，事情就已这样，时间长了，更待如何相处？我很想在方便的时候就抽身而退，此地实在是难以久留。”
皇上任命了四位新“宰相”，不但老臣侧目，康有为也不能心静。他受到光绪召见，本来以为必升官，但没想到只调了下职位；礼部六堂全免，本来以为有他的份，没想到又没动静；如今军机四卿有他的两个弟子，而他这当老师的又没份，让他如何能够淡泊得下来？他又策动御史上折建议开懋勤殿，推荐通达之才作为新政顾问。其实，这不过是设制度局没有通过后的变通策略。礼部侍郎徐致靖推荐入懋勤殿的人才中，第一位就是康有为。
光绪将徐致靖等人推荐的懋勤殿人选下发到军机处，让军机处议复，并打算向太后报告，得到支持。他去颐和园陪了慈禧一天，等晚上看完戏后，趁她高兴的时候，提出开懋勤殿的建议。慈禧听光绪奏完，久久没有说话，鼻孔里只喷冷气。光绪感到情形不妙，果然，慈禧厉声道：“我支持你变法，可也提醒过你，祖宗大法不可违。九卿重臣，非有重大缘故不可废弃，这一阵你以新人代替旧人，以外人代替亲贵，我都一忍再忍。今天，你竟然想以开懋勤殿的名义，把那些年轻躁进之辈全引到你的身边，把军机、总署、内阁重臣皆弃之不用，只顾顺着自己的心意而坏了家法，祖宗会怎么说我？”
光绪匍匐在地痛哭道：“祖宗到了今天，其法度也无法保持原样；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嘲笑。”
“你也不要做出一副为天下百姓请命的样子来，你倒是睡不着的时候仔细想想，那些撺掇你罢斥老臣的人是不是全为你的天下着想？他们参这个参那个，是不是为了把实权夺到手中？你这个皇帝是大清国的皇帝，不是那几个躁进之辈的皇帝！”
自变法以来，慈禧一直没说过什么，光绪还以为她真的放心放手让他变法，而今天的严厉呵斥，给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以致整个晚上睡不着。他提醒自己不可再在人事问题上有轻率之举，但也不想就此放弃，他给自己打气，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大清国的皇帝，面对国家将瓜分的危局，必须敢于担当，变法的决心不能动摇，脚步不能停。
其实康有为也逐渐感到了形势不妙，虽然变法在热热闹闹的推进，不到百日已经发了二百余道上谕，但热闹中却透着一股戾气，仿佛随时将会来一场暴雨，熊熊燃烧的烈火将被浇灭。京中八旗驻军及内城步军都加强了戒备，而荣禄也频繁到颐和园面见太后。
康有为连夜草拟方案，提出四策：一是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贲之士、不二之臣于左右，皇上则亲自身穿甲胄统率他们；二是更改年号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并仿效日本变易服饰，以绝旧党守旧之望；三是请客卿以备顾问，可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入懋勤殿，以日本变法之举措尽施于中国；四是仿日本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以摆脱守旧幕府的办法，迁都上海。康有为认为，北京连年水灾，城垣屡次崩塌，尘土漫天，水质败坏，王气已绝。而且周围全是旗人，旧党充塞，下则有市侩胥吏，中则是烦琐的繁文旧礼，种种全是亡国之象，不易扫除，非迁都不能维新。而上海四通八达，洋人居之数十年，百姓见识广，绝无守旧之弊。而且洋人对中国变法之事十分支持，必然全力护持。皇上只要以巡幸为名居于上海，只率通才数十人跟从办事，以军队、铁甲为营垒和护卫，旧京自废，变法自然能快速推行。
光绪竟然为之心动，并下谕邀请伊藤博文。此事又令守旧大臣大起恐慌，到颐和园告状。慈禧鼻子里只喷冷气：“且让他闹去。”
恰在此时，国子监助教、湖南人曾廉上书，揭露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曾经鼓动学生反清。他参劾康、梁师徒是“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请光绪杀掉康、梁。
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8月在长沙举办，为的是培养新式人才，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都有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想法，结果梁启超把这些思想写在了学生札记的批语中，而曾廉又恰恰看到了这些批语，并一条条记录了下来。如今他向光绪上了一个七千余字的奏折，历数康、梁在集会、教学中如何鼓动仇清、反清，而且把梁启超反清的批语作了附片。因为奏折太长，光绪大约没有仔细看，而且也不相信康、梁会反清，发下来让军机四卿议复。负责议复的谭嗣同和刘光第都以性命担保，康、梁绝无反清的言行，并把曾廉的附片销毁。
这件事情总算应付了过去，但康有为、梁启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因为虽然附片销毁，但曾廉肯定还有底稿，或者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在手。如果这些证据提供到慈禧面前，他们将难逃杀身之祸，就是光绪也保不了！
这个致命的漏洞已无法弥补，康有为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能要他们性命的慈禧除掉。而要除掉慈禧，非发动政变不可，而要发动政变，则必须有军队的支持。九门提督是崇礼，管理圆明园官兵的是怀塔布，西山健锐营的统领是刚毅，他们都是满洲贵族，也都是慈禧面前的红人。直隶的军队有三大支，都掌握在荣禄的手中，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驻扎在京郊，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芦台，第三支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扎小站。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统领都是汉人，如果能从荣禄的手中争取一支站在光绪身边，那政变就有取胜的可能。他们反复商讨了若干次，觉得只有一个人有可能，那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当年对强学会十分支持，曾经捐银五百两资助，而且与康有为多次聚饮。但是，荣禄有恩于袁世凯，不知他到底有无摆脱荣禄、站到皇上一边来的想法。
必须有个人去试探。派谁去呢？康有为认为王照正合适。因为王照与袁世凯的第一谋士徐世昌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对办新式学堂十分感兴趣，去年曾经在天津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康有为派谭嗣同、徐致靖去劝说王照赴天津面见袁世凯，但王照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三次固辞。
徐致靖与王照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是王照的“年伯”，他很生气，教训道：“你如此怕事，只为自己考虑。你受皇上大恩，却不趁机图报，于心能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