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禀帖先说清我对引强国为援的看法。现在有人主张引俄国为援，抵抗德国，南海先生说得不错，这是引狼入室，俄国唯利是图，又如何肯为我而仇德，更不愿把德国人赶到英国人的怀里；南海先生主张联日、英以抗俄，依我看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俄国俨然认东北数省为其版舆，英国俨然视大江南北为其范围，日本窥浙、闽，法国图滇、桂，鹰瞵虎眈，择肉而食，大清再弹以夷制夷的老调，根本行不通。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大清的出路，只有靠变法自强。”
阮忠枢大声赞同道：“四哥说的对，西人有瓜分大清之说，而且还有洋人画了图画，就登在《申报》上。他们好比是堵在大清门口准备抢劫的强盗，让他们来保护我们，岂不是缘木求鱼？当年甲午之战，他们大骂李中堂靠列国调停误国，如今他们倒要拾李中堂的牙慧，还以为是救国良策。”
“斗瞻，你说的这幅洋人瓜分大清图画很重要，你帮我找一找。大清的出路唯有变法自强，但到底该如何变法自强，南海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不能苟同。”袁世凯一边想一边说，“南海先生主张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请皇上发布一道定国是的诏书，他认为就会万民欢呼，变法得行，这恐怕视事太易。大清变法，我以为应当由下而上，下面先试行，这样万一有什么不妥，朝廷有回旋的余地。我的想法是，先择三四个省作为试点，试点成功，再推行全国。
“第二点不敢苟同，南海先生主张把大清各项制度都推倒重来，官制、军事、赋税、经济、工商全面推开。这恐怕头绪太多，自乱手脚。我以为，试点的省份应当选取几个重点事项先行变革，比如，用人、理财、练兵，这三项是事关国家兴亡的要政，先就此三项进行改革，纲举目张，其他改革随后跟进，似乎更有把握。
“第三点，南海先生太急于求成，主张把反对变法的罢官，甚至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如此偏执的办法是树敌自困。最近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变法者，下场大多凄惨。要变法，必然有人利益受损，但最好尽可能地让受损的人少而再少。比如那些反对变法的一二品大员，南海先生主张罢斥甚至杀掉，我认为对这些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把他们体体面面养起来，明升暗降，不让他们管事，自然也就不再挡道。斗瞻你想，假如上司要办一件事，咱们不支持，他就要杀掉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来个鱼死网破！”
阮忠枢回道：“四哥的说帖处处与康南海先生相比照，更显得切实可行，我想翁师傅应当更感兴趣。”
袁世凯摆手笑道：“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至于翁师傅会怎么想，实在无从推测。斗瞻，我是对照南海先生的主张来谈我的主张，你可别把我的说帖弄得像与南海先生打擂台，那就自讨没趣了，以后我怎么见南海先生？”
“这何须四哥吩咐，要连这点意思我也领会不准，这文案就该换人了。”
“好，你辛苦辛苦，到时候我请你一醉方休。”
康有为中进士后，授职工部主事，是个六品小官，没有上折的权力，因此他将《上清帝第五书》呈给工部尚书，请代为转递。但工部满汉两尚书审阅后，觉得狂悖之语太多，不肯代呈。康有为不甘心，在京中频繁活动，上自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下至翰林、台谏官员，只要得到机会，他就侃侃而谈，宣传变法主张，或者把他的《上清帝第五书》抄件塞给人家。老成持重的人都视之为轻狂，根本不屑与之交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中，只有他的老乡张荫桓对他的主张颇感兴趣。最佩服康有为的是翰林、台谏官员，尤其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读过康有为的上书抄本后，十分佩服他的才学，呈上《请召对康有为片》，认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奏请光绪破格录用康有为，派他出游各国，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列国瓜分大清的危局。当时光绪正被德国占据胶澳事件弄得不胜其烦，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又都拿不出好主意，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公使谈判，德国寸步不让。而康有为的出现让光绪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召见军机大臣时，决定传旨召见康有为。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很看不惯康有为的轻狂，劝说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有所询问，命大臣传问即可。”
军机大臣中，排在恭亲王之后的是礼亲王世铎，从无主张，而后就是翁同龢。而翁同龢为人稳健谨慎，对康有为的乖张也有些看不惯，对他操切的改革主张也存疑虑，因此由大臣传问康有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一拖就拖到了小年，各衙门马上就要封印放假了。
翁同龢就是在腊月二十三这天收到的袁世凯说帖，当时与德国公使交涉很不顺利，心中正焦躁不安。看了袁世凯的说帖，觉得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反对引列强为援的主张也颇有道理，但如何变法，如何破解危局，又太空泛。他心里觉得，袁世凯练兵有模有样，谈变法不过是凑热闹罢了，因此顺手把这份说帖撂到了一边。
康有为迟迟得不到召见，光绪有些着急了，下旨总理衙门大臣尽快召见。正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询问。参加问话的大臣有五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总理衙门王大臣奕劻因为会见英、法公使没有参加会见。
荣禄首先问话：“大清制度行之最久，最为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成法呢？”
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谈祖宗之法？譬如这总理衙门是外交之署，也系祖宗之法所未有，因时制宜，不得不变。”
刑部尚书廖寿恒对变法不甚了了，但又十分感兴趣，因此问道：“变法绝非易事，应该如何着手？”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应开制度局作为立法机构，尽快变更故有的律例和各部院衙门，只有建立新政局，才能推进新变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良新政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便是如此。其他各国维新变法，也无不如此。”
闻言，李鸿章插问道：“你的意思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吗？”
康有为回道：“今日列强并立，强狼环视，大清旧有制度不仅无法适应世界新局势，而且弊政重重，大清所以积弱，正是这些旧机构、旧律例、则例所造成。大清要获新生，必须将这些旧制度全部废除，这些旧衙门即使不能尽撤，也应斟酌改定，唯有如此，新政才能推进，否则，处处掣肘，难见实效。”
“要推行变法，必须有经费做保障，变法所需款项又该如何筹措？”翁同龢是户部尚书，最关注经费问题。
“其实简单得很，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非常有效。大清幅员广大，只要改变了制度，税收可立增十倍。此外，还可大借洋款，以行新政。”康有为成竹在胸，接着，他慷慨激昂又阐述了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陆海军之法，“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我正在编纂《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可为新政参考。”
这次会见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天已经黑透了。荣禄不愿听一个六品小官的信口雌黄，不到一半就离席。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翁同龢则认为康有为“狂甚”。就大部分人而言，都觉得康有为口才极好，但对他的改革主张，其实说不上支持还是反对，因为大家对如何变法都是门外汉，自然无从评价。
第二天光绪召见军机，询问昨天五大臣会见康有为的情况，恭亲王虽然未参加会见，但已经与荣禄等人有过沟通，因此建议让康有为上个条陈，若其主张有可采纳之处，再召见不迟，其实这不过是拖延之策。
翁同龢与张荫桓与德国公使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最后仍然未能阻止德国占据胶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公元1897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其间完全归德国管辖；胶州湾沿岸百里内划为中立区，但德国军队自由通行；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两条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开矿权归德商。而在俄国的强逼下，李鸿章主持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期满可“相商展限”。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也就是说，整个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法国也提出要求，中国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还提出租借广州湾。英国则在动议拓展香港租界，并提出租借山东的威海卫……列国瓜分中国已成事实。
翁同龢作为光绪最倚重的大臣，面对国家被瓜分豆剖的形势几乎束手无策，自然万分焦灼；更令他难堪的是，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率领一帮清流群起而攻之，如今自己也亲手签订租地条约，李鸿章几次含沙射影讥讽，自己只有故作糊涂。
这天下午，袁世凯求见，更令他徒增焦躁。
寒暄过后，袁世凯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申报》，上面载有一幅《时局图》。地图上，东北是一只北极熊，这是指沙俄占据东北；南边是一只青蛙，把两广和云南揽入爪中，这是指法国占据西南；而长江流域，则是一只猛虎，这是指英国占据长江……漫画的两边，写着“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列国瓜分中国的形势的确一目了然。
“中堂，大清真是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卑职夜不能寐，希望能为国家尽力，为朝廷分忧。卑职一个多月前曾上书敬陈管见，不知中堂是否寓目？”
翁同龢想了想，是有那么回事：“哦，我已经看过了。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
翁同龢再无下言。袁世凯明白，自己的禀帖翁同龢并不欣赏，或者没有认真阅读，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表白：“中堂，依卑职浅见，大清目前唯有变法一途，才有民富国强之日。”
“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朝廷也在考虑变法，但如何变，尚未有头绪。”
“卑职以为，变法虽然迫切，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可头绪太多。应当先在三四省试点，先在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上取得经验，而后在全国推行。”
“先在这三大端上变法，半年多前盛杏荪就有此议。而且如何变革，他说得十分详细、具体。”翁同龢言外之意，袁世凯的建议太过空泛、笼统。
“卑职一定好好向盛大人的请教。朝廷要变法，必然要由中堂主持大计，卑职愿为中堂驱策。若中堂能在数省先行尝试，卑职极愿前往，不计荣辱，不避斧钺，为变法大业蹚蹚路子。”
翁同龢终于明白，袁世凯何以一而再再而三提议要在三四省试行变法，原来他有意出任封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捐班出身，竟有此妄想！翁同龢是“状元宰相”，最看重两榜出身，对袁世凯这样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此对袁世凯谋求封疆的野心感觉十分可笑。他有爱才的名声，但耻于受人请托、为人谋职，他认为非君子、贤臣所为。袁世凯滔滔不绝，讲他试点变法的主张。翁同龢耐着性子听了几分钟，并不去接袁世凯的话茬，而是转移话题道：“慰廷，朝廷派你去练兵，寄予厚望，你要把全副心思放到练兵上，为朝廷练出一支劲旅，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翁同龢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袁世凯如果再有所言，便是自讨没趣，就识趣地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