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答道：“我以为这是置皇上于危险境地，如此行事，我心更难安。大家见解不一致，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最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自告奋勇，愿到小站一试。
徐仁铸时年三十八岁，去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宣扬新学，主张变法。他对梁启超、谭嗣同的见识十分佩服和赞同，在湖南推行新学，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他与徐世昌曾经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也算得上熟悉，由徐世昌牵线，很容易见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人在天津，但对京中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一直十分关注。天津都传康有为深受皇上的信任，皇上颁布的所有上谕都是他起草。要想升官快，就要与康有为的人搭上线。袁世凯的心根本静不下来，有几次跃跃欲试，都被徐世昌所劝阻。他的意见是手里有小站这支最精锐的新建陆军，无论是谁得势，最终都要用他。徐仁铸的到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寒暄过后，徐仁铸缓缓道：“康先生对袁臬台印象十分好，几年前袁大人就慷慨捐助强学会，康先生尤为感念。”
“南海先生学富五车，人人佩服。”袁世凯也不捅破窗户纸。
徐仁铸又道：“康先生很看重袁臬台的看法，他很想知道自己在袁臬台眼里是如何形象。”
袁世凯趁机吹捧道：“南海先生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他这些年来一直宣传变法、推动变法，正是为了大清之前途，这是他的悲悯之心；他能把变法运筹的如此神速、生机勃勃，靠的正是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康先生听到袁臬台如此抬举，一定非常欣慰。其实康先生对袁臬台的才能也是非常了解，非常佩服的。康先生和梁卓如数次向皇上奏荐于你，可皇上说，荣禄认为袁世凯专横跋扈，不可大用。我真不知道，袁臬台是如何得罪的荣中堂？”
“我也是莫名其妙。”袁世凯当然听得出徐仁铸离间之意。
“还有一件事，翁师傅曾经建议给你增加一些兵马，可是荣中堂说，袁某人是汉人，因此不能带重兵。翁师傅说：‘曾文正、左文襄都是汉人，何尝不能久握重兵？’但荣中堂一直不答应。”
这件事袁世凯知情，但与徐仁铸所说正相反，提出给他增兵的是荣禄，因为饷银难筹，翁同龢主张暂缓，但袁世凯故作糊涂道：“哦，怪不得这事黄了，原来如此。”
“他们这些人脑子里全是不合时宜的念头，且不去理他们，像袁臬台这样的千里马，是谁也困不住的。皇上常说，变法是为天下人，但也要得到天下人的支持。袁臬台对变法，是否真心支持？”徐仁铸又转换了话题。
“这是当然，变法也是我最盼望的事情。不瞒徐学台，几个月前我曾经上书翁师傅，希望能到地方上去推行变法。可惜翁师傅刚开始变法就告老了。”
“一言难尽。”徐仁铸一副惋惜的表情。
“我有一事不明。既然皇上如此欣赏康先生，为什么一直没升他的官？别人一封上书就可连升数级，而康先生至今还是六品。”
这是康有为及维新派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不但康有为，就是梁启超也没有得到提拔，而且皇上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召见他。康有为对大家的解释是，他和梁启超名声太大，人人皆知变法是康梁的主张，所谓树大招风，皇上不提拔康梁，而采纳康梁主张，恰恰是为了保护康梁。于是徐仁铸解释道：“康先生入都后，推荐他的奏书雪片一样堆上御案，皇上也曾经数次要超擢康先生，但康先生固辞了。他说只求变法成功，却不求个人功名。不升他的官，说话反而更方便，更无拘束。”
袁世凯赞叹道：“康先生真乃伟人耳。”
徐仁铸回到京城，向康有为等人详细汇报天津之行。
“袁慰廷看来还能指得上。”康有为点了点头又对徐致靖说，“徐大人，再劳你大驾写一封荐章，请皇上召见袁慰廷如何？”
“好说，只是恐怕还要靠康先生的巨笔，到时我抄一份，署名就是。”
康有为笑了笑道：“我早为大人备好了，不过还要请你润色。”
“何敢润色，妙文共赏。”徐致靖接过来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念出声来——
窃臣以为，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将门世家，深娴军旅，于西方各国军制及我国内治外交诸策，无不深察有得，动中机宜。其于小站练兵，精选将士，严定饷章，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动则如奔涛，立则如植木。其士卒无一日不操练，其将领无一日不深研西学，虽在驻军，如临大敌。
……
袁世凯年力正强，智能兼备，血性过人，其器识、学问久在圣明洞鉴之中，现正是为国出力之时。惜练兵仅七千，为数太寡，力嫌单薄，虽曾奉旨添募，徒以粮饷无措而迁延至今。该臬司曾言：“假使西兵一倍于我，与之作战，可以获胜；两倍于我，也可获胜；若使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而已。”言之慷慨而泪堕。
袁世凯曾出使高丽，今又统率劲旅，谋勇智略，久已著名。惜其官位仅一臬司，且受命于直督，位卑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因于此。窃臣以为，皇上得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依为重镇，臣实惋惜。跪乞我皇上深察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并予超擢，使之增练新军，或予封疆，或授职六部堂官，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折上，当天就有旨：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康有为接到谭嗣同抄来的召见袁世凯的上谕时，正在与刚从湖南赶来的毕永年商议事情。
毕永年字松圃，时年二十岁，是湖南善化人。出身大户之家，性豪杰，喜结纳，又好声色犬马，继承的财产不数年挥霍大半。他在长沙结识谭嗣同后，捐资设湘学会，天天高谈阔论，是湖南有名的新派人物。康有为请谭嗣同约他到北京来，正是看中他的豪杰性情，想把他作为对付慈禧的一把快刀。
此时两人一北一南，在康有为的书房兼密室中对坐。康有为语气平静地说道：“松圃，你知道今日面临的危机吗？太后打算于九月天津阅兵时杀害皇上，到时候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而天子手无寸兵，很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借助他的小站新军。”
毕永年闻言反问道：“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党，而李鸿章又是太后之党，恐怕难以为我所用。还有，我曾经听人说，甲午战前袁世凯在高丽自请撤回，极无胆量，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大事？”
“我已派人到天津行反间计，袁深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而且，我已奏请皇上在召见袁世凯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再当面赏给茶食，这样袁世凯必生感激而图报答了。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用你来办。”
此时，宫中的光绪则是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召见袁世凯肯定会引太后生疑，自己又该如何打消太后的疑虑？光绪虽然亲政十年，但驾驭臣子、应对宫闱之变的能力却很有限。此时，他最需要一位老成持重的心腹大臣以备顾问。他非常怀念翁师傅，如果师傅在，他必定会有好办法，自己不致被架到火上烤。他有些后悔当初轻率的举动，只图一时痛快，把师傅罢回老家。但很快他又安慰自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太后的意思，何时能够违拗得了？前思后想，最后他决定请四位“小军机”帮他出出主意。四人之中，杨锐最稳重、可靠。光绪写好密诏把杨锐召来，故意大声道：“这里有几份折子，你们拿回去好好议议，尽快复奏。”
等杨锐躬身低头走过去接折子时，光绪却紧紧捏着折子不松手，杨锐抬头，正遇上光绪示意的目光，他立即明白，上面那份折子是极紧要的密折。因为担心殿外有耳目，光绪不能不特别慎重。杨锐把那份密折藏到夹袋中，然后高举着那几份折子退出殿外。
回到军机处值房，他把领到的折子分给值班的同事尽快复议，然后关上房门打开密折，原来是皇上的密谕：
近来朕仰观皇太后圣意，不想将旧法尽行改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升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之事，皇太后以为过重，固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全是被此辈所误。但必欲朕降旨将此辈尽行罢斥，旧法尽变，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如此，则朕位尚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臣尽行罢黜，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慈谕。尔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位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翘首盼望之至。特谕。
杨锐读完密诏，得出皇上的核心意思，是要变法，但不能违背太后的意思。而康有为的意思，行变法就与太后誓不两立，他一再劝告皇上的，就是让皇上乾纲独断，以皇权强力推进变法。而另外的三位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都唯康、梁马首是瞻；刘光第尚稍持重，但也是康有为的崇拜者。如果与其他三人商议，其结果不问可知，必定是劝皇上宜将剩勇追穷寇，必使帝后更加不可调和，局面更加糟糕。所以他决定自己写一份独奏，尽快密奏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