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少川的意思，他并非要在一个都督职任命上与大总统争执不下，而是觉得内阁纷争不断，实在心力交瘁。”昨天晚上唐绍仪已经向梁士诒大发一通牢骚，只是没想到他会辞职。
“我今天就去一趟天津，能不能劝得通我实在没把握。这些从国外回来的洋留学生，脾气都比较大。”
梁士诒奉命于当天乘火车赶往天津，傍晚前到了大经路与宙纬路交叉路口附近唐绍仪的府邸。此地往东北不到三里就是北站，往西南不到三里是直隶总督署——如今称都督府。当初袁世凯在总督衙门和北站之间开通大经路时，唐绍仪就在此处购地建宅。他喜欢带花园的房子，院子里花木扶疏，小洋楼掩映在绿树花木中，所以人称唐家花园。
梁士诒的到来在唐绍仪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他料定袁世凯会派他来劝说；意料之外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跟过来了。梁士诒转达了袁世凯的意思，唐绍仪推心置腹道：“燕孙，你知道我和大总统所争，根本不是一个都督的职位。我所争是原则问题。以我和项城的交情，什么事都该让着他，但这不是私下恩义的问题。我答应出任总理时，就有个判断，如今的中国，非项城不能统一；而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共和治国的理念，核心是法治，临时约法不好，将来可以修改，但既然已经约定，就不能不遵。如果不能养成法治习惯，中国前途无望。三个月来，我千方百计弥合南北双方，就是希望国家能走上共和法治的道路，但现在看来，终将事与愿违。我既然无力改变项城，那只好知难而退了。”
梁士诒回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是希望大家都按法来行事。不过，中国专制这么多年，不可能一下子就转过来，你总要给项城时间。”
唐绍仪摇摇头道：“不，不，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回顾与项城交往这二十余年，他一直顺应世势潮流，新法练兵，大办实业，推动宪政，响应共和。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总能站出来，这也是他让我佩服的地方。但，这里面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项城手中的权力。他做这一切，核心都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并稳固之，与其说他思想新潮，看得清大势，推动大势，不如说他一直在利用大势。他常说，他是务实的人。对他这句话，我现在理解，为了手中的权力，他可以随时抛弃他的任何主张。”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管怎么说，项城在判断大势、顺应大势上，还是无人可比。”
梁士诒惊问道：“有这么严重？”
“从前他巩固权力，需要朋友帮忙；如今他已经走到权力的顶峰，眼里就只有威胁和对手，谁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谁就是他敌人。实话说，我脱离北洋，不但是为共和理念，也是为了保命。”
“少川这话我不敢苟同，项城绝不会到谋害老友的地步。”
“现在还不会，将来一定会，你走着瞧好了。我劝燕孙也要早为己谋。”
梁士诒见唐绍仪辞意已决，就不再徒劳相劝，第二天上午临返京前又说了一句：“少川，我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无法在项城面前交代。不如你再递个病休申请，说明你因病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些。”
“这好说，我明天就发一个电报给项城。”
梁士诒回到北京，立即向袁世凯报告。
袁世凯气道：“燕孙，少川真是书生之见。他把责任推到我头说，说我违反约法。他怎么不说这个约法本身就有问题？再说，直隶地位何其重要，他们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不文不武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大家能服气吗？分明就是从同盟会之私利出发，为了再剥夺我这个大总统的权力。根本原因不去说，真正的原因不去说，冠冕堂皇地单说我违犯约法，真是岂有此理。”
梁士诒听袁世凯发一通牢骚，也觉得有道理。他夹在两边不好表态，只有劝慰：“好在少川答应打一个病假的报告过来，总算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袁世凯却有些担心，不知唐绍仪会在电报中怎么说。
第二天，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到了，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
袁世凯让梁士诒将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又把段祺瑞请来当面安排让他亲自去一趟天津，再去劝劝唐绍仪，加紧治病，尽快复职。
唐绍仪的辞职电报一发表，立即在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盟会立即作出决议，要求全体同盟会员退出内阁。次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代表同盟会去见袁世凯。张耀曾在四个人中资历为最，因此由他打头：“同盟会国务员已于昨天决议，全体辞职，明天辞职报告可提出，届时唐绍仪内阁也就正式解散。至于任命何人组织内阁，自系大总统之全权。不过，同盟会的意见，不能不明白向大总统陈述。这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著著进行，原因就是内阁中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必然会有此弊端。此后要想政治之进行，非采用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同盟会的意见，以为再次组阁，只有二种，一是超然内阁，内阁中无任何党派；二是政党内阁，只有一党组阁。如果大总统仍然采取混合内阁，则同盟会不再加入。”
袁世凯的理由是，单单共和党或者同盟会，或者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都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人才，人才缺乏，就不可能满足当前治国需要。
“所以我的意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我则不然，我是纯粹从人才上着眼。我国现在党派虽多，但从一党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之相当者，一时恐难得其全数。所以我的意见，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我所深服者，无论为甲党乙党，或无党，但能热心国事，我必引为辅助。”
袁世凯以为当前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如果再等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人才辈出，那时他将退老山林，任凭组织政党内阁。他又以国内外形势说明当前不宜采用政党内阁：“我尚有一言请诸君留意。现在大家都以为中华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在我看来，民国成立快半年了，但外之各国尚未承认，内之各省秩序尚未回复，再论眼前则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就好比建屋，地址虽已规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怎么能说已经建成了房子？”
至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袁世凯劝告道：“诸君日在参议院，或未注意于外交大势，列强情形。此中消息，我自问还算十分熟悉。总之，我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政治之成例，通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谅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
然后，袁世凯又谈组阁的不容易。国务员须经参议院同意，如果被驳回，则一生名誉扫地，所以许多贤才都裹足不前，不肯轻易担任国务之席。他恳请同盟会能够体谅时艰，本会的国务员不要与唐绍仪一起请辞。
“根据临时约法，政务属内阁总理，总统不负其责。”熊成章的意思是，大总统不应当干预国务员的人选。
袁世凯的说法处处站得住脚，四位同盟会代表都被他说动了。尤其是他一再劝诫不要以一党私见而废公义，张耀曾最后表示：“大总统苦心伟论，某等无不悦服，当以此意报告于本党。唯尚有一语不能不声明：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
袁世凯与四位代表的谈话，于第二天的《政府公报》上全文刊出。在局外人看来，袁世凯用人唯才，光明磊落，具有国家意识和世界眼光，可谓掷地有声。而同盟会一再坚持本党阁员退出内阁，则有些意气用事，不顾国家大局。但同盟会坚持政党内阁，国务员当然要与总理共进退。因此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暂代陈其美，四人一起向袁世凯请辞。袁世凯劝蔡元培道：“国家艰难，我代表四万万人恳请诸位顾全大局，不要退出内阁。”
蔡元培回道：“我也代表同盟会向四万万国人表示，我们非退出内阁不可。”
袁世凯知道，蔡元培书生意气，其实极力主张政党内阁的并不是他，而是农林总长宋教仁。唐绍仪越来越不听招呼，也是宋教仁在背后怂恿。所以他单独请宋教仁，劝他留下来。但宋教仁以有事为由，不肯来见。于是袁世凯再写封信，打发人送去。宋教仁也回了一封官样文章的信：
为沥陈下情恳准辞职事：教仁自奉钧命，承乏农部，夙夜祗惧，期于同事稍有裨益。乃做事已及三月，部事既未就绪，国务亦不克有所赞助，伴食之讥，在所不免，虽由于开创时代，建设事业之不易，实由于教仁政治之素养与经验不足，有以致之。抚躬自问，深为惶恐，屡欲向我大总统呈请辞职，以避贤路，以民国新立，人心易动，不敢以一人之故，摇撼大局，故隐忍未发。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
信中所说，当然并非宋教仁的心里话，他之所以主张辞职，是为了逼迫袁世凯接受政党内阁，也就是完全由同盟会组阁，但袁世凯始终不肯松口。
袁世凯只怕天下人都相信唐绍仪是被逼辞职，更怕人怀疑他的共和诚意，因此立即给黎元洪发了一份电报进行辩白：
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仓促赴津调治，连日再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噩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部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更有甚者，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想猜测，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敌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危机一发，不堪设想。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世凯膺此艰难，自不得不为支柱，冀挽狂澜。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知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鉴此言。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公民之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特此宣言，维祈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