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了第一道册封令：“黎元洪著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并让国务卿陆征祥带着内务部的人亲自去行祝贺礼。
陆征祥率人赶往广东胡同黎府，黎元洪已经得到消息，立即关闭房门，不肯见客。陆征祥劝道：“皇上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清朝，功在国家，所以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官员，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
黎元洪隔窗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所以尤于褒封。不过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是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否则，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请回。”
黎元洪竟然辞而不受，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阮忠枢自告奋勇，要去试探一下。他是以私人身份到访，黎元洪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阮忠枢一进门，就鞠躬大呼道：“内史阮忠枢拜见武义亲王。”
黎元洪躲到一边道：“老阮，你不要骂我，我不是什么武义亲王。如果你要见武义亲王，请到别处去。”
“我奉皇上之命来见您，有一封信面交。”阮忠枢说罢恭恭敬敬将大书“武义亲王启”的信递上去。黎元洪如果拆阅，则可理解为他已经受封。
然而黎元洪十分警惕，并不接信，厉声喝道：“老阮，你可不要耍聪明害我。”
阮忠枢的把戏不起作用，只好尴尬地把信收起。
黎元洪把一张纸递给阮忠枢道：“老阮，我有一份声明，请你带给大总统也好，或者让报社发表也好，我的态度，都在这一纸声明中，以后不必再来打扰。”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阮忠枢还给黎元洪道：“请您老体谅，或者交给记者，或者交给什么人，我实在不便带回。”
“好吧老阮，我不为难你。你也给大总统捎句话，亲王爵我不能受，还请不要再为难我。”黎元洪理解阮忠枢的难处。
“好，这话我可以捎到。”
更让袁世凯添堵的是，日本又策动英俄法意五国共同提出警告，照会说：“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声明不急遽从事，且称有力担保国内之治安。据此以后，曾劝告中国之诸国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
这份声明虽然简短，但其实警告的意思已经十分严厉，更重要的是太不给袁世凯面子，而这又无疑会纵容国内反对帝制的力量。袁世凯知道，所谓五国其实背后就是日本一国。他与陆征祥等人密议，决定原定1916年元旦登基取消，具体时间容后议。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陆征祥、曹汝霖连番与日本公使商议，最后达成默契，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对中国帝制的承认。日本公使电告日本政府，获得允许，中国以祝日本天皇即位大典的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到日本去谈判，计划1月中旬起程。
然而，袁世凯还来不及高兴，更烦心的事情来了。蔡锷从日本辗转香港、越南，回到了昆明。云南都督唐继尧是蔡锷的下属，蔡锷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明确告诉他自己回来只参加讨袁军事行动，无意争夺都督之位。唐继尧顾虑消除，两人携起手来一心讨袁，当天就派两个混成旅从昆明出发，进军四川。
第二天，唐继尧、刘显世、蔡锷等人致电袁世凯，揭露变更国体所谓“民意”的真相，劝袁世凯“力排群议，断自寸衷，更为拥护共和之约法，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使民怨顿息，国本不摇，然后延揽才俊，共济艰难，涤**秽瑕，与民更始，则国家其将永利赖之。”
袁世凯看罢，心绪恶劣，不过他并没把蔡锷等人的劝告放在心上，他认为西南边陲，影响不了大局。
蔡锷等人见袁世凯置若罔闻，于是又发了一个最后通牒，不仅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且要惩办祸首，“应请大总统查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给予答复。
这份电报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并将列名的十三人称为“帝制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十分紧张，公推朱启钤、梁士诒为代表，去探听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安慰他们道：“帝制是全国民意公决的结果，怎么可能因为云南数人的诘难而放弃。几个跳梁之辈，不足挂齿。”
袁世凯对云南的最后通牒仍然是置之不理，12月25日，云南通电各省宣布独立，并檄告全国，同伸义愤。在告全国檄文最后，说明起兵的目的，“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以徼福于国民，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唯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而对唐继尧、蔡锷等人，则先是让政事堂复电，问他们是不是受人蛊惑，或者电报系他人捏造。他盼望云南能够给他个台阶，说电报并非他们所发，那么他就既往不咎。但云南对政事堂的电报置之不理，于是袁世凯宣布唐继尧、蔡锷等人的三大罪状，“构中外之恶感、背国之公意、诬蔑元首”，下令撤销云南都督唐继尧、蔡锷等人的封爵、职务。同时任命云南第一师、第二师师长分别担任云南都督、云南巡按使的职务，让他们逮捕唐继尧、蔡锷等人，押解北京治罪。没想到两人立即通电拒绝袁世凯的任命，让他大丢面子。
他还得到密报，云南军政府已经成立，招募新军，不几天就由原来的两师一旅增编为七个师，组建为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一、二、三师，出兵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进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带四、五、六三师，计划经过广西，进攻湘赣，但因为广西将军陆荣廷尚在犹豫，不肯让道，只能推迟进军计划；第三军为第七师及原警备队，由唐继尧任司令，作为预备队。
这是1916年元旦的事情。
袁世凯被激怒了，他在新华宫内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当年七省同时叛乱，都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云南一帮乌合之众，数月便可一鼓**平。”他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率领他的第三师入川。归于曹锟麾下共有三路人马，第一路由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七师、李知泰的第八师，由湖北入川，联合曹锟的第三师，总计三万人，为进攻云南的主力。第二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六师、从河南征调的由唐天喜率领的第七混成旅，共两万人，从湖南西进，谋划经贵州进军云南。袁世凯发给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三十万军饷，让他配合马继增进攻云南。第三路由广惠镇守使龙觐光率军一万，借道广西，进攻云南。
然而，形势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腊月二十日，蔡锷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四川叙府，川军第二师一个旅突然倒戈，旅长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进攻泸州。腊月二十二日，云南护国军一部到达贵阳，奉命监视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龙建章看势不妙以出巡为借口逃走，刘显世被推举为贵州都督，宣布独立讨袁。袁世凯三路进军计划，两路受阻。
这简直是当面给袁世凯一个耳光，比军事上的不顺还让他愤恨。他让陆征祥、曹汝霖立即与日本公使馆交涉，务必弄明白真正原因。两人到了晚上七点多才疲惫不堪地回来，总算打听出了点眉目。原来周自齐负有特殊使命的消息已经走漏，日俄美三国听说中日之间又将有密约，担心日本在华利益再度扩张，因此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压，日本政府不愿开罪三国，因此只能取消周自齐的访日计划。再一个原因，南方反对帝制极烈，且视周自齐为卖国特使，日本怕接受周自齐访问，会影响日本声誉。袁世凯气得直拍桌子：“这算什么理由？这算什么理由？你们两个今天好好拿个主意，明天再去日本使馆通融，设法挽回。”
此时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特使周自齐，他晚上到梁士诒家中讨教道：“燕孙，皇上让陆子欣与曹润田想办法，务必设法转圜，你认为有几成希望？”
梁士诒回道：“一点希望也没有。”
“为什么？”周自齐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
“你想啊，去年有贺长雄、坂西中将、大隈重信都表示支持项城搞帝制。可是等帝制热火朝天搞起来了，日本人却当头泼一瓢水；同时却又支持革命党四处策动，月前上海兵舰谋变，陈其美进攻制造局，蔡锷由日本返回云南以及南方种种反袁活动，都有日本支持的影子。日本人的态度开始我也有些不明，何以一面烧火，又一面浇水？以为他们也是在犹豫矛盾，现在看，日本人一开始就拿定了主意，就是两方策动，让中国乱起来。日本人与项城斗了二十余年，恨项城恨到食其肉碎其骨的程度，怎么可能全力支持他？我担心日本要以阴险毒辣手段除袁，以乱我中华，以偿其大欲。”
“啊，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成行了。项城是最了解日本人的，怎么也会堕入日本人的圈套。”
梁士诒自我解嘲道：“我辈是财迷心窍，项城是权迷心窍。一旦落入迷中，便难以自拔了。项城一念之私，帝制自为，已自居于火炉之上，也将我辈拉入火中。环顾内外，乱相已成，而项城犹不能悟，还希望借东行偿彼帝愿，何异说梦！”
周自齐还是说了句公道话：“帝制这台大轿，我们也都是抬轿子的人。”
“不错，我还是用尽了全力抬轿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来抬这个轿子，你最清楚不过。”
梁士诒笑道：“将来帝制失败，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官位？”
陆征祥和曹汝霖去日本使馆通融，结果是自取其辱。他们搜索枯肠，通宵达旦想出来的通融办法，是由曹汝霖用日文写了一篇《中国与日本》的文章，一份发给驻日使馆，转交日本内阁，一份则呈给日本驻华使馆。文章先责备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然后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相互恋爱，继而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第二天日本使馆回复曹汝霖：“本国政府认为，把中日关系比做少年情人，甚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