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弱国外交难回天 二十一条留骂名
众人到齐后，由徐世昌主持，说明请大家来的意思，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相告。众人也都又惊讶又愤慨。
袁世凯首先划定原则：“日本人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现在看他们是从欧战一开始就精心谋划的，就是要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趁机提出这种贪婪的要求，意在全面控制我国。日本人这是趁火打劫，尤其是第五项，简直是把中国当成第二个朝鲜，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连谈也不能谈！”
不能谈就只有拒绝，但如果拒绝，日本必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最后难免要诉之武力。孙宝琦回道：“诉诸武力不可取，段芝老已经说过，中日交兵，只能坚持四十八小时。”
袁世凯叹息道：“是啊，难就难在这里。而且现在日本加入了协约国，我们若与日本开战，便是向协约国开战，那就难免卷入世界大战。我国应当借欧战之机，加快发展自己才是正道。”
梁士诒道：“那就与日本人谈，尽量在谈判桌上争，能多争一分是一分。我们力争了，也好向国民交代。”
杨士琦回道：“日本人提出这么贪婪的要求，直接影响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尤其与美国门户开防政策格格不入。日本人一再要求总统保密，就是怕其他国家干涉。我们正应反其道而行之，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应当把日本人的野心透露出去，以博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日本人是想从速与中国签订协议，不给他国干涉的机会；我们正相反，应该行拖字诀，能多拖一天是一天。”梁士诒与杨士琦矛盾很深，但在此事上意见却完全一致。
袁世凯叹道：“这还是当年李文忠公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不失为一法。只是现在列强忙着欧战，只怕顾不上中国。”
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到深夜，也没有更妥当的办法，最后决定与日本人谈，而且要极力拖延时间，等待国际社会介入。
袁世凯最后道：“既然要谈，那就要好好琢磨怎么谈。我今天夜里仔细看看日本人的觉书，明天一早你们来取。”
孙宝琦回道：“那明天一早，让润田亲自来取。”
散会前，袁世凯提醒道：“为了博得国际社会的帮助，日本人的过分条件我们会设法透露给列国。但如何透露，是要好好琢磨的。目前大家务必要严守秘密，不可自行其是。”
袁世凯连夜推敲二十一条，对每一条都用红笔标注了谈判意见。等他批完全文，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他上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七点多，这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匆匆吃完饭，曹汝霖已经到了。
袁世凯把批注交给曹汝霖道：“润田，你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比我了解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一定多用心思，不要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每一款怎么谈，我大致标注了意见，供你们参考。日本人的要求，有的违背国际公法，要以公法批驳之；有的是异想天开，根本办不到，也不能办；有的可以稍作让步。对于日本人要求将旅顺、大连展期至九十九年，这在前清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由日本展续满期，但没有九十九年之说，日本人的要求违背前约。日本人要求承认继承德国利益问题，应当中日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一条总要等到欧战结束，才能详谈，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我的意思是答应一二处敷衍日本人，但必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以留下来与国人自办。至于建造铁路，中国向来仰仗洋款，向谁借都是借，日本人要造，也必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人对汉冶萍铁矿厂野心很大，怎么拒绝呢？我认为不妨从汉冶萍是商办公司上着手，商办公司嘛，政府不能代谋。日本人还提出要将福建让与，真是极其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至于第五号，分明是侵占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是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这一项千万不去理他，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曹汝霖看袁世凯批得密密麻麻，问道：“总统一夜未睡吧？”
“四点多睡的，一睡着就做梦，梦到我当年在朝鲜与日本人吵，吵得我头疼。”袁世凯又叮嘱曹汝霖，“润田，你是留学过日本的，又当了几年律师，与日本人谈判，你是行家。慕韩虽然也当过外交使节，但论外交，我担心他太过粗率，你要多提醒他。你告诉慕韩，日本人十分诡诈，要逐条逐条与他们磨，不可笼统谈，以免留下口实。”
“好，大总统放心，我一定把大总统的指示转达给孙总长。”
曹汝霖走后，袁世凯让人把政事堂参议、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叫来道：“叔度，昨天日本公使带着翻译来见我，向我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一再叮嘱万勿泄露。日本人所要求太过无礼，令人愤恨。你去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探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后立刻向我报告。”
有贺长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任过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国法学》《近时外交史》《最近三十年外交史》《政体论》《社会进化论》等法学著述，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法学家，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都称他是“东邦法学之泰斗”。中国宪政与有贺长雄渊源十分密切，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欧美政治要义》报告书就是有贺长雄捉刀完成，此后中国仿行宪政，机构设置及宪法起草，都深受有贺的影响。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在英国记者莫里循的推荐下高薪聘请为顾问。共和国的总统却聘请一位君主制国家教授当顾问，其用心难免引人非议，所以袁世凯同时又聘请了美国著名学者古德诺。
曾彝进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有贺长雄正是他的老师，便问道：“大总统，去见有贺问题不大，我见他后怎么问？问他什么？还请大总统指示。”
“你先去摸摸情况，就告诉他日本公使直接见我提了二十一条的事情，看他都说些什么。”
曾彝进当天下午去拜访有贺长雄，转达袁世凯的意思。有贺长雄回道：“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是极常见的情况，但直接面见驻在国元首，只有大使才有此权利，日本公使此举，实在有些失礼。”
曾彝进又问：“大总统对此事颇为重视，但对日本的宪政运行又不甚了解，到底是日本内阁的意思还是天皇的意思，大总统希望听听顾问的意见。”
“我国的宪政运行，与美国和法国都不同。外交、战争这样的大事，大权并不在内阁手中。最后还要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来决断。而对天皇决断起作用的，是元老们。比如松方侯爵和山县伯爵，他们的意见最为重要。他们不愿外交决裂，即使内阁也没办法改变。换句话说，大隈首相要在外交上有重大行动，需要得到元老们的首肯。”然后有贺又向曾彝进讲日本宪政与美国、法国宪政的不同。
曾彝进十分失望，觉得这些高谈阔论与二十一条实在扯不上关系，没法向袁世凯交差，打算再找什么人想想办法，打探点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回到住处，门房就告诉他，袁大总统派人来留话，让他一回来就去总统府。
曾彝进连忙赶往总统府回道：“大总统，与有贺谈了一下午，都是高谈阔论，有用的话一句也没打听来。”
“说说看，不论有用没用，你们谈的都告诉我。”
等曾彝进把会见情况说了一遍，袁世凯说道：“怎么说不得要领？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经很得要领，很得要领呢。以后和他谈话，不论是什么话，都随时告诉我。”
曾彝进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很满意，十分高兴道：“啊，我真没想到，他那些高谈阔论还能有用，还需要我办什么，请大总统吩咐。”
“你还要再去一趟，你告诉有贺，我希望他能回日本一趟，打探一下日本元老的意见，这个二十一条到底是大隈首相的意思，还是元老们的意见。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逼着中国与日本决裂。有贺曾经任过枢密院的秘书，与日本元老们很有交情，他应该能打探出确信。”
“是，我听有贺说，他与松方侯爵、山县伯爵还有大山岩伯爵私交都很好。要让有贺回国，二十一条的内容，大总统总要透露一些给有贺，不然他回国也没法交涉。”
“那是自然。”
吃过晚饭，曾彝进再去见有贺长雄。一听要回日本面见元老，有贺面露难色：“日本内阁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袁大总统十分震惊，觉得没法向国人交代，他打算完全拒绝。这样势必要与日本决裂，这对中日双方都是灾难。”
曾彝进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告诉有贺长雄，有贺听罢后道：“这实在有些过分，尤其是第五号，实在不智。我曾经给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讲过国际法，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回国一趟，把情况告诉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