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筹安会小丑跳梁 蔡将军密谋脱身
世界公认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权威古德诺应邀到北京来，接到的任务是提供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君主与共和两种国体的优劣及何者更适合于中国，供政府和袁总统参考之用。古德诺愉快领命。
类似的任务古德诺在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时就曾经担负过。1913年由国民党国会议员主导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出炉后，他就奉袁世凯之命写过《中华民国宪法案评议》，认为天坛宪法采用的内阁制不适合中国，强调要加大内阁和总统的权力。国会解散后，他又奉命完成《中华民国的国会》意见书，认为中国的立法机构不应过于繁复，最好实行一院制，总统应当指派一部分议员，并具有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是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观察中国的情况得出结论，不过他的结论总是比较符合袁世凯的愿望，因此难免会有人认为他是吃人家嘴短，专为袁世凯说话。
古德诺的文章与杨度洋洋洒洒的文风不同，他是谨慎的考证。他认为近古以前，无论亚洲还是欧洲，大抵以君主制为国体。尤其是大国，更是采用君主制。近一百五十年才出现了采取共和趋势。然而采取共和制的国家，也多有反复。比如，欧洲大国，第一个采取共和制的是英国。英国革命军起，英王查理一世经国会审判，定为叛逆之罪，处以死刑，建立共和制，克伦威尔为护国公（大总统）。但克伦威尔死后，监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英国于是舍共和制，复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立为君主，不但军队拥戴，当时舆论也都极力赞成。欧洲第二个实行共和制的大国是法国，但因为人民没有共和经验，实行了几年，战乱不断，军政府专横不法，到拿破仑时，帝制复活。后再被推翻，复行共和制，以拿破仑之侄为大总统，但他又推翻共和，复称帝号。直至普法战后，拿破仑第三被废，再采取共和制。
美国的共和制比较成功，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美国摆脱了英国殖民后，其国内并没有具备影响的皇族，华盛顿没有子孙，且本人亦不愿搞世袭，再加上在英国殖民期间，美国人民智识水平都已经很高，因此共和得以顺利推行，成为共和制的典范，为美洲普遍模仿。但美洲采取共和的国家，大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军界巨子，相率而夺取政权，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什么会如此？古德诺得出的结论是，推行共和制成功的国家，因为广设学校，人民普遍接受教育，而且与闻国政，有政治练习机会和经验，而且政权继承问题有较好的解决办法，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而民智低下的国家，人民平日难得参与政事，无政治智慧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大总统承继问题很难得以妥善解决，其结果往往沦为军政府专政。
他认为就中国目前实际，骤行共和并不适宜，“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行将再见于中国，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亦意中之事也。”
那么中国到底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认为从推行立宪的角度看，用君主制为宜，“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但中国要采取君主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能引起国民及列强的反对，尤其不能出现二次革命那样的情形，必须千方百计保持目前的太平；二是君主继承的法律，必须明白确定，嗣位不会产生问题；三是政府必须拿出切实的计划，以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得到人民和列国的支持，使人民知道政府为造福人民的机关，并且使人民相信政府会越来越完善，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好。
古德诺最后特别强调，“以上所述三种条件，皆为改用君主制所必不可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殆无可疑也。”
古德诺的备忘录交上去，政事堂立即安排人翻译出来呈给袁世凯。袁世凯赞道：“不愧是宪法学权威，文章比晳子的短，却比晳子的有分量。”第二天《亚细亚日报》就刊登了出来，却并非原文照录，而是摘录，结果国人看到的，是古德诺认为中国应该采用君主制。日本的《朝日新闻》、英国的《泰晤士报》也立即转发了古德诺的文章，中国要行帝制已经是路人皆知。
这时候杨度去找夏寿田道：“洋人都说中国宜行君宪，成立一机构研讨国体问题，正当其时，大总统不应该再犹豫了。”
夏寿田劝道：“大总统有顾虑，都知道你们多年交情，容易让人误会。大总统的意思，成立机构可以，但你身居幕后才较得宜。”
“这怎么可以，民国四年，我坐了四年冷板凳，这时候正是为大总统振臂一呼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安居幕后。”
夏寿田知道杨度功名心太热，不好泼他冷水：“我再向大总统请示。”
到了下午就有了结果，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实在想出面也行，但得请几个有影响的人作为发起人，比如梁启超、严复至少要请出一个来，其他的人，最好是同盟会出身才好。杨度知道请梁启超出面根本不可能，就去找严复。
严复是福州人，少年时就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哲学、政治学名著，在中国影响极大。他回国后就入李鸿章幕府，与袁世凯当然认识，后来李鸿章失势，幕府星散，严复日子也不好过。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曾想把严复延揽到幕府中。严复对他却很鄙夷：“袁世凯什么人，他够得上延揽我？”严复认为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出卖光绪，人品太低劣。但袁世凯的才能严复不得不佩服，何况他有三位夫人，众多子女，还有一大堆仆人，三十多口人的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因此等辛亥袁世凯复出组阁后，他就主动去见袁世凯，从此成了袁世凯掌中人才。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对中国恢复帝制并不反对，杨度以为劝他出山并不难。
杨度拜访严复，开门见山道：“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德皇威廉第二早就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美国宪法权威古德诺的文章想必您也看过，您对此有何高见？”
没想到严复冷冷地回道：“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你们何必研究？君宪优于共和不必争论，如果清末沿着君宪走过来，肯定要比现在强。可如今再走回头路，难就难在谁来当这个皇帝。”
杨度听出严复的意思并不赞同袁世凯当皇帝，便劝道：“幼老，你试看今日天下，有谁的才能可与大总统相较？”
“大总统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以至于有今天的地位。不过，论才能在前清是个好总督，鼓动他出来做皇帝，适足害之。”
“大总统之才，岂仅仅是个总督耳。”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前清的总督，劝清皇退位，如今他再当皇帝，让世人怎么说？”
话不投机，杨度只好告辞。但不甘心，于是有二顾三顾。到第三次，他用激将法说道：“幼老，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严复不胜其烦，松口道：“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但不要把我当发起人。”
杨度听到严复松口，鼓掌大笑而去。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立即让人找杨度来问，何以将他列名发起人。杨度回道：“幼老，您亲口答应的，给您列个名。”
“列名我答应了，但不当发起人我也说明白了。”
杨度知道再装糊涂不行了：“幼老，您的话我当然不敢违拗。实话说吧，让您当发起人是大总统的意思。既然已经列名，和当发起人有何不同？无非五十步与百步之关系耳。”
拿下了严复，杨度再去找老同盟会员。他明白袁世凯的意思，同盟会员都是孙中山、黄兴的战友，是共和的缔造者，他们出面讨论国体问题，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杨度最先找的是他的两个好友，孙毓筠和胡瑛，两人都曾经因为宣传革命被下大狱，为世称道。辛亥后孙毓筠当了安徽都督，胡瑛当了山东都督，但两人都没有经验，受到排挤，而袁世凯却伸出橄榄枝，两人都到了北京，虽然没得到要职，却受到袁世凯笼络。杨度一邀请，两人绝无二话，尤其孙毓筠最为积极，主动要求出任“筹安会”副理事长。
还有一个老同盟会员是杨度的湖南老乡，安化人李燮和。他先是加入兴中会，后来成为上海光复会的首领之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与陈其美争夺上海都督时败北，李燮和到北京当了顾问。他到北京后并不像孙、胡那样完全投靠袁世凯，虚与委蛇而已，但驳不了老乡的面子，答应列名发起人。
还有一个叫刘师培，可以说是不请自来。他是江苏仪征人，少有才名，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但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后来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受其影响同往日本参加同盟会。但后来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闹了矛盾，又加谋求同盟会干事而不得，愤而叛离同盟会，投入端方幕中。端方被杀后，他又投入山西阎锡山幕中，阎锡山为了巴结袁世凯，将刘师培推荐为总统府咨议。他在袁幕中算是新进，急于报效，见杨度因写《君宪救国论》被赐“旷代逸才”，他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写了《国情论》《君政复古论》呈给袁世凯。如今杨度一招呼，便欣然应允。
袁世凯对筹安会的发起人很满意，于是8月14日，杨度在报纸上发布启事，筹备“筹安会”，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紧锣密鼓筹备了十几天，八月下旬，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次日发表成立宣言，认为辛亥之后仓促采取共和国体，于国情并不相宜。然后摘引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如此。”宣言借题发挥，大发感慨地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正式在报纸上刊出，刘师培的《国情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也集中在各报刊发表，又派人四处动员，策动各省成立筹安分会。
筹安会名义上是学术研究，其实明眼人一看而知，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鼓吹帝制。经界局督办蔡锷看不下去了，跑到天津去见他的老师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