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预备立宪顺潮流 改革官制寸步难
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天津道周学熙带着厚厚一摞文稿来见袁世凯。
“宫保，我想在秋间举办直隶工业品展览会。”周学熙开门见山，“模仿日本大阪博览会的办法，一则可为直隶工业品谋求扩大销售的机会，二则可以开阔绅商眼界，促进直隶工商业的发展。”
闻言，袁世凯则有些担心：“缉之，你的想法我支持，只是能不能办得起来？如果届时参展的商品寥寥无几，面子可就不好看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放心，自从宫保总督直隶、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工业真称得上雨后春笋。宫保总督直隶前，直隶只有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北洋硝皮厂和天津织呢四家商办工厂，资本不到百万元。如今直隶资本十万元以上的绅商办厂十家，万元以上的有十一家，五千元以上的有六家，共计二十七家；另外，还有不少五千元以下的工厂，工艺总局最近做了统计，直隶大大小小的局厂有八十余家，从事机器织布、瓷器玻璃、皮革、洋火、烛皂、制碱等等，总资本九百多万元。”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工艺总局劝导有方，功不可没。”袁世凯满面笑容。
直隶工艺总局成立后，立即成立了实习工场，作为高等工业学堂的实习基地，而且招收学生，传授技术，保送来学习的，除直隶省外，奉天、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都有，总数不下六百人，自费者又有两百余人，两年多的时间，从实习工场毕业的学生近七百人。当然直隶最多，有四百余人。这些人要么进局厂成了技术人员，要么与人合资举办工厂，按周学熙的说法，成了“工业火种”。今年春天，周学熙又派劝工人员选带工师、机匠和纺织铁木机前往天津、河间两府，遍历五州县十三村镇，现场演示，谆谆劝导官绅讲求实业。
周学熙感慨道：“原本以为，穷乡僻壤，头脑不开化，不抱多大期望，没想到此行效果出乎意料，乡间的土财主已经有一百余人到实习工场参观。高阳李氏已经派子侄十余人到实习工场学习机织，并由铁工厂代购织机十架。如今好多人跃跃欲试，此时举办工业品展览会，邀请城乡有志实业者参观，对发展直隶工业大有好处。”
“中，你只要觉得有必要，我无不支持。”
“直隶的实业者都愿拿自己的商品到展览会上展览销售，不过他们有一项请求，希望能够免纳税捐。”
“展览会本是为了开阔眼界、养成风气，与平常的经营不同，那就免纳税捐好了。”
“我代直隶实业界感谢宫保支持。推行实业，养成风气最为重要，工艺总局打算发布《劝兴工艺示文》，鼓动绅商投资实业。”周学熙没想到袁世凯如此痛快，便把示文呈给他。
“中中。”袁世凯接到手里，阅到精彩处禁不住读出声来，“人之有财如鱼之有水，水涸则鱼枯，财去则民困，此自然之理也。吾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振，而游民滋多。凡日用所需之物，莫不取给予外洋。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循是不改，贫民受困固不待言，即富者亦安有独全之理。”接着又讲投资的意义，“须知一乡有工场，则族姻子弟，乡里少年得以就近肄习；将来由一乡推之一县，由一县推之全省，人人闻风兴起，实力讲求，可使地无弃利，国无游民，贫者固不至终贫，富者亦永保其富。余资或存号生息，则虑倒闭；或远道经商，时虞拆阅，莫若以此项成本兴办工艺，不出村里，坐收厚利，启无穷之益而且拯救贫寒，潜除芜恶。论本人之名誉，则一方受惠；论地方之公益，则比户可封。此理甚显，何乐不为？”
周学熙的意思，打算在《北洋官报》上发表这个示文。袁世凯则建议不仅要在官报上发表，最好通过各府县工艺局广为散发，还可以通过各小学堂教师讲给学生听：“缉之，你一直说实业可以救国，我也是深以为然。这个思想应当从小学堂就开始灌输，我听范修说，日本小学堂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小学堂多是孩子，对他们讲实业没用。不几年他们就长大了，转眼就是办实业的生力军，你说，这是不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宫保的办法，真正是事半功倍的妙招。”周学熙由衷地佩服。
为了鼓励举办实业，周学熙还有个提议，就是评选模范工厂，到直隶工业品展览会时予以表彰，分别颁发金奖牌和银奖牌。对这个提议，袁世凯也是一个字——中。
周学熙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宫保，我想把唐山细棉土厂重新启动起来，就叫启新洋灰厂。”
唐山细棉土厂是二十年前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广东人唐廷枢集股举办的厂子，生产的是洋人称为水泥、中国人所称的洋灰。当时唐廷枢的老家广东一带，开风气之先，进口水泥用于造桥、筑屋，他认为北方也有需求，因此聘请洋技师帮他开办了唐山细棉土厂，以为可以大赚一笔。没想到惨淡经营数年，赔累甚巨，后来只好弃之。袁世凯对唐山细棉土厂也略知一二，他对周学熙的计划并不看好：“缉之，当年唐景星赔进去了好几万两银子，你如今要接手，怎么有把握不会赔？”
周学熙很有把握地说道：“今昔形势不同。当初细棉土厂赔累甚巨，主要是用于造洋灰的石灰石全从广东北运，仅运费一项成本就很惊人。我请洋技师对唐山一带的石灰石进行化验，完全可以用作原料，无须从广东北运。其二，当年从外洋引进的立式转窑生产效率低，如今日本已经出了卧式旋转窑，价格便宜，而生产效率却倍于旧机。其三，当年洋灰无用武之地，如今正在大修铁路、港湾，洋灰需求量极大，就是民间也正在形成用洋灰建屋的风气，产品必供不应求。尤其是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正在次第修筑，宫保以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的身份，知照各局，无须进口，只从北洋购进，既可以保障利权，又可扶持北洋的洋灰厂，其前景十分可观。”
听周学熙这样一分析，袁世凯也觉得大有可为：“缉之，你只要能保证质量不比进口洋灰差，我就可让京张铁路全用你的洋灰。至于其他的铁路，将来可以通过商部来协调，商部是振贝子主政，问题应当不大。到时候如果盈利可观，让商部的堂官及各铁路局的总办入股分红，那时候不用你去动员，他们就主动购买你的产品。”
周学熙信心更足，接下来详谈投资计划。他的计划是集资两万股，每股洋五十元，共计一百万元：“招股总需要时间，如果待股本招齐才动工兴建，则难免迁延时日。听说日本人也有投资洋灰的提议，所以启新洋灰厂必须赶在前头。天津官银号已经在直隶打出了信誉，今年已经吸收私人存款六十多万两，我想禀请宫保批准，由天津官银号先借给四十万元，以一年为期，商股招齐后归还官款。这四十万官款，还请宫保能在利息上稍予优惠，比如可否五厘或者六厘。”
天津官银号向外贷款，利息一般是八九厘，五六厘的优惠也能说得过去，袁世凯也痛快地答应了。
这时，电报房送来电报，周学熙于是告辞。
电报是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发来的：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画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变，为宗社人民之计，祈指示。
这封电报是发给各督抚征求意见，同时端方还有一封私电给袁世凯，说他即将离沪北上，届时望在津门一晤。
8月6日，端方、戴鸿慈到达天津。袁世凯设宴相请，席间说道：“考政团出国半年，今日平安归来，想必也是满载而归，略置薄席，以示祝贺和欢迎。”
康有为的同乡、户侍郎戴鸿慈回道：“要说到满载而归，绝非虚言。此行收获颇多，感慨颇深。”
五大臣考察团其实分为两路，戴鸿慈、端方是一路，他们从上海乘轮先到日本，而后到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再回到上海。载泽、李盛铎、尚其亨一路也是由上海先到访日本，再乘轮到访美国的旧金山、纽约，然后访问英国、法国、比利时，然后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最后回到上海。这些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来访。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
考察团在上海的时候有过一次集议，确定考察的重点，就是各国的宪政。到了日本，考察团随员湖南人熊希龄建议，既然是考察宪政，应当找个对宪政有研究的人帮忙提供参考文件，其实就是找个枪手帮助准备考察报告，这一建议五大臣无不赞同。熊希龄有此建议，当然是心中已有合适的人选，他推荐的是老乡杨度。三年前朝廷举办经济特科，他第一场取一等第二名，但因为策论中有不满清廷的议论，被怀疑是革命党，不但未被录取，还有传言要被通缉，所以再度出洋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孙文欣赏他的才气，曾经邀请他加入同盟会，但他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孙文道：“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熊希龄找到杨度，他笑着道：“你且不必开口，我让你看样东西。”说罢出示一张纸，上写三个大题目：《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熊希龄拊掌大笑。
“诸位考察完后，三篇文章必定寄到上海，只是润笔费不知付不付得起？”当时已近年关，杨度囊中羞涩，而《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要请梁启超来写，梁启超也正需要银子。
熊希龄听到梁启超的名字十分紧张：“一万两润笔费不成问题，只是不能与康梁沾边。”
“康梁也主张君主立宪，与你们考察目的相同，何必闹得势如水火？”
最后商定，梁启超可以写文章，但不能向外人透露。
“你告诉五位大人，放心到各国玩玩，回来后三篇文章必定如期寄到。”
考察团心里有了底，放心登轮赴美。宪政是考察团的首要考察目标，所以每到一国必参观议院、考察议会制度，让他们大开眼界。
戴鸿慈介绍道：“美国议院中的议员们，争论得不相上下，面红耳赤，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英国的议员则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意大利国任命大臣的权力操诸国王之手，但不称职的大臣，下议院可以提出控诉，上议院可做出裁判，或去或留，国王无能为力。各国都行宪政，又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都是一致的，就是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英人所讲的‘三权分立’，如此政制相维，其法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