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贪欲奢瓜分中国 太操切变法受挫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天下着蒙蒙细雨，山东鲁西巨野县城西北十余里的小村张家庄，一片静谧。时近二更，十几个手持匕首或红缨枪的人悄悄接近村头的一户四合院。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式四合院，不同的是门楼上有一个铁做的十字标志，这是一所德国天主教教堂。
1890年，德国获得在山东传教的权利后，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偏僻贫穷的鲁西南小县巨野，短短几年间天主教堂就发展到二十余个。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只认上帝不认祖宗，中国人最不能接受，所以正统的人很少入教。教会为了发展教徒，难免不择良莠，吸收了一部分名声不佳者入会。一些不良教民依仗教会的势力横行乡里，民教矛盾因之日渐突出。因为朝廷不想惹纠纷，一旦有民教冲突，往往袒护教会，而百姓则视教民和袒护教会的官员为奸人。
张家庄教堂是巨野县的中心教堂，主教薛田资负责整个巨野的传教事宜，今晚十几个人就是冲他而来。他们有人负责守门，有人负责在外围放哨，有人负责破窗而入。当他们砸窗的时候，有人从里面开枪，但只开了几枪就没子弹了。他们得以破窗而入，杀死了里面的两个传教士，却发现其中并无薛田资。听到枪声的教民赶来，这帮人便匆忙逃走了。
原来，当天晚上有两个外地的教士路过张家庄教堂，薛田资把卧室让给客人住，自己去住南屋。他的卧室与更衣室相通，而更衣室的门并未关，他发觉有人进院后，摸了一根门闩躲在门后，结果搜他的人以为他已经逃走。他得以侥幸逃过一命，连夜逃到济宁，发电报给德国驻华使馆，德国使馆立即转电德国政府。
这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
清廷获悉消息，立即发出谕旨命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巨野破案，限十五日将凶盗拿获惩办。李秉衡派臬司毓贤和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查办，在巨野先后逮捕五十余人。一部分人随后放了，有些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死了。最后是以入室盗窃杀人结案，处死了三个所谓正凶。
但不管清廷以什么样的结果结案，这个事件给了德国占据胶澳（青岛）的借口。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联合向日本施压，逼迫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大清得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三国并非义务帮忙，都希望得到回报。德国看中的就是山东半岛的胶澳，希望据之为海军基地。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政府十分惊喜，德皇下令远东舰队强占胶澳。
德国舰队入胶澳时，清军守将章高元正在打麻将，认为他们是路过，不必大惊小怪。等他打完麻将时，已满街都是德国兵。他连忙召集士兵，但将士们手里都是空枪，大家连忙去库里取子弹，发现弹药库已被德军占领。章高元去和德军将领理论，德军将领却回答道：“我奉本国之命进占，没有道理好讲。你只管率你的军队退出就是，我们不会伤害你。”章高元不敢擅离职守，被德军囚于舰中。
甲午战后，李鸿章出访俄国，奉旨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受到侵略，俄国将给予帮助。如今德国占据胶澳，李鸿章去与俄国人交涉。俄国借帮助中国为名，派军舰进驻了旅顺、大连，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拒绝出港。清廷这才明白，已经落入了德俄的圈套。
袁世凯从《申报》上看到德国占据胶澳的消息，已经是十几天后的事了。他认为这不是个好苗头，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天，他收到康有为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他即将乘轮北上，希望在津门一晤。袁世凯扬着电报对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道：“菊人大哥，康南海满脑子主意，他来了正好，且听听他有何高见。”
徐世昌半年前应邀入袁世凯幕府。上年底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在籍，没了俸禄，养家艰难，袁世凯以参谋营务处总办相邀，月俸一百六十两；而且他希望以文修武，给仕途带来转机，因此欣然入幕。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进士出身唯徐世昌一人，除了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外，还加“谘谋”的头衔，其职责包括考阅各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而且袁世凯外出时，可以全权处理军务，俨然小站二号人物。
康有为要与袁世凯会面，这样重要的事情当然少不了徐世昌的参与。袁世凯估算了康有为的行程，和徐世昌等一行人提前赶到天津，特意在最有名的利顺德饭店给康有为预订了住处。知道康有为好热闹，袁世凯又提前约了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还有《国闻报》主笔夏曾佑。这几个人都是新派人物，见多识广，袁世凯只要到天津，必约他们相聚，畅谈古今中外，康有为热衷于办报讲学，与这几个人肯定能说到一家。
康有为所乘的轮船下午赶到，当天晚上入住利顺德酒店，主客加陪客共八个人。康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有神，初次相见的人无不为他的风采所倾倒。袁世凯所找的陪客果然正合康有为性情，他对每一位陪客都是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又问籍贯郡望、有何物产以及乡里的长老、豪杰之士，有时候还取西洋铅笔记录下来，藏于夹袋之中。大家慷慨激昂，谈到德国强占胶澳，康有为仰面长叹，几乎落泪：“德人占我胶澳，他国必将效尤，如蚁慕羶，闻风并至，诸国咸来，瓜分豆剖。我大清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大清真到了存亡之秋也！可惜当道诸公，高卧不醒，袖手熟视……”说话至此，康有为已经哽咽不能成声。
见状，袁世凯出言询问道：“南海大哥，且慢伤感，你最有见地，且说说大清出路何在？”
“大清出路，舍变法绝无二途，我已经数次上书皇上，可惜皆如泥牛入海。我此次进京，就是要再上书皇上，但愿皇上能够觉醒发愤，果断变法，与民更始，振作国威。”
听了这话，徐世昌插言道：“南海先生主张变法，国人尽知，先生打算推行哪些新法，愿闻其详。”
“方方面面都应当变。简而言之，破资格以励人才，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庶政尽举，则民心安定，国家富强，大清必转危为安。”
众人不得不佩服康有为好口才，一口气说下来，真正是如数家珍。不过，袁世凯认为要一口气变这么多庶政，实在是不切实际，便问：“南海先生，这些庶政无一不需要变革，问题是守旧重臣太多，如何才能扎实推行？”
“上上之策便是皇上能够愤然觉醒，乾纲独断，效法俄皇和日皇，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只要皇上下诏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延见庶臣，尽革旧俗，一意维新，普天之下必然欢呼雷动，士气奋跃，群起响应，大事何愁不成！”
康有为把一切希望寄予皇上一道诏书，袁世凯绝不敢苟同：“如今朝中大员，多抱残守缺，即便皇上发布明定国是诏，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
“那简单得很，谁反对变法，便罢谁的官，一二品大员杀上几个便无人再敢阻挠。”康有为拿手在桌上一劈，仿佛已经剁下一个大员头颅。
众人都不作声，大约都觉得康有为视事太易，徐世昌转移话题道：“大清积贫积弱，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弱国自保之道，不少人主张应与强国结盟，互为声援。甲午战后，俄德法干涉还辽，不少人主张应当引俄国为援，可如今的形势，俄国是否真的能帮大清，实在没有把握，南海先生是什么看法？”
“与俄国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康有为断然否定，“如今在大清的强国，俄、德、法是一派，英、日、美是一派。俄、德、法三国因为帮助索回辽东，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及部分封疆大吏都倾心于俄国，以为俄国可恃。其实大错特错。诸位回顾一下，便可知俄国割占我领土最多。诸位请想，结这样的强邻是自卫，还是引狼入室？最可恶之处，俄国每次总是趁火打劫，总说是为大清着想，戴着朋友的面具，行吞我国土之实。此次俄国军舰进入旅顺、大连，名义上是要帮助大清抵抗德国，我敢说旅顺、大连已入虎口，诸位不信，可待来日验证。”
袁世凯回道：“是，我和大家都为此担忧，南海先生有何高见。”
“俄德法靠不住，大清应当联英、日以抗俄德。”
严复摇摇头道：“英、日又如何能靠得住？尤其是日本，刚割我台湾，举国痛恨，南海先生何有此议？”
“正因为日本刚割我台湾，才对大清暂无野心。中日唇齿相依，大清亡，则日本必危。我在汉口曾会见日本参谋部大佐神尾光臣，他对我说，‘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联谁？今列国师舰，吮血磨牙，不于此时卧薪尝胆，练兵兴学，大清何以图存！日本极愿支持大清变法，一如日本明治维新，则大清必成亚洲强国，届时中日睦邻，声气互应，试看全球何国敢轻于一试？’他又对我说，‘如联盟计成，日本当与英国一起，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我对英国历史也略有考察，康熙十一年，英国为救西班牙力主与法国开战，嘉庆元年，为救普鲁士再与拿破仑开战，光绪二年，又与法、奥、意三国联合抗俄，以救土耳其。由此观之，英国真救人之国也。如今英国在大清利益最多，因此必不愿他国逞威大清；俄、德国干涉还辽，日本对之抱恨甚深，因此联英日以抗俄德，是最可行之计。如此，则东、西、南三面金瓯永固，北之俄国必将暂敛利爪，暂藏锐齿，我可得数年变法图强之日。”
康有为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大家觉得联日、英也非善策。但康有为对此颇为自负，滔滔不绝，众人连插话的机会都难得。
袁世凯回到小站，一直在思考德国占据胶澳、俄国进驻旅顺、大连的事情，也反复思考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有时想起康有为慷慨激昂的鼓动，也觉得心潮澎湃，如果大清如此快刀斩乱麻的一番变革，也许能日新月异，不数年间得以富强。但他很快又觉得康有为的主张有不妥之处，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自己也没有头绪。
此时又传来消息，朝廷与德国驻华公使的交涉并不顺利，德国不但坚持要赔款、修复教堂，还要占据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益都（今青州）、博山、邹平等地达济南，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今临沂）、莱芜至济南，而且德商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如果朝廷答应了德国的要求，整个山东就沦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很有可能强占旅顺、大连，将对京津形成夹击之势！
朝廷一定正急于寻求救国良策，自己必须抓住时机上书朝廷，一则为国分忧，二则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便是一个出人头地的良机。他觉得康有为的变革主张虽然鼓舞人心，但不免有些不切实际，无论是端正、持重的翁同龢，还是动辄把祖宗之法挂在嘴上的荣禄，恐怕都不支持。那么自己提出一个更稳妥、切实的方案来，也许会得到各方的认可，甚至会再次被皇上召见。自己如今已经是按察使，出任封疆或部堂也并非是白日梦。这样一想，袁世凯信心大增，关起门来，思考他的改革方案。
这样又想了一天多，又与徐世昌密议一上午，袁世凯总算拿定了主意。到了下午三点多，他估计阮忠枢已经起床，就着人把他叫到签押房道：“斗瞻，你怕是要辛苦一下了。”
阮忠枢回道：“四哥吩咐就是，我抽上几泡，一夜不睡也没问题。”
“我要你帮我写一份上翁师傅的禀帖，请他转奏皇上。”袁世凯把想法告诉阮忠枢，因为他是三品按察使，没有专折上奏的权力，所以必须通过有资格的人转奏。他反复思考，太后身边聚集的是老臣，张口闭口“祖宗之法”，与他们谈变法，无异于对牛弹琴。如今对变法有兴趣的是皇上，而皇上最宠信的就是翁师傅，自己的禀帖上给翁同龢才最有可能递到光绪的龙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