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袁世凯再平政变 李鸿章连签两约
马尾之战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得到消息，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但他所知也仅限于开战，至于战况如何，是胜是败，他无从得知。醇亲王得到消息后十分着急，让总理衙门的官员到各国公使馆打听。次日便得到较为详细的电报，说我沉七船，敌伤三舰，船厂被毁严重。
有了这个简报，他就可以去见慈禧了。慈禧看了电报，铁青着脸道：“岂有此理？法国真是欺人太甚！”但只怪法国是没有用的，法国挑衅已非一日，主战的呼声已经叫了半年，但朝廷却一直依赖和议，就是整体撤换了军机处也没有下定与法人决战的信心。可这个责任她不能往自己身上揽，所以第二句话就是，“总理衙门一帮人怎么办的差？福建有何璟、张兆栋，船政有何如璋，海疆有会办张佩纶，尤其是张佩纶，向来是能言主战的，怎会损失如此惨重？”
“福建水师与法舰相比实在太弱。”醇亲王这样为前线诸文武辩解。
“那陆路呢？船政局被炸毁了，如果海军不登岸，怎么会把船政局给炸毁了？”慈禧气急败坏地追问。
法军登没登陆，现在实在无从知道。但法舰巨炮射程远，可以在江中轰击岸上目标，醇亲王是知道的，所以他说：“等详细战报来了，该治罪的一定要治罪。”
他这样说是怕慈禧盛怒之下做出处分决定来，弄得功过不分。慈禧也很精明，虽然盛怒，但脑子依然清醒：“将来查清了，该杀的杀，该革的革，该降的降。现在要紧的是抚恤殉难官兵，振作前线士气，鼓舞军心民心。法国人已逼到这个地步，朝廷必须有个态度，不然没法向朝野交代，就是洋人也会笑话我们。”
“奴才已草拟了对法宣战的谕旨，请太后慈览。”醇亲王说罢，便把宣战书递上去了。
宣战书首先指出法国步步紧逼，继而表明抗法决心，要求“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即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慈禧看了却还不满意：“老七，这还不够，你只说了应该怎么办，但如果文武各员不能谨遵，抑或阳奉阴违，那应该怎么办？”
醇亲王明白，那就是要加几句话强调各文武大员必须认真执行。正在考虑之时，慈禧又说话了：“我看就加这么几句：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退缩贻误者，军前正法。”
醇亲王重复一遍，表示已经记清。
“今后倘有再敢以赔偿和解之说陈奏者，也要着即交刑部治罪。”慈禧又加一句。
醇亲王暗暗佩服，这一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上面是一力主战的，只是有个别人热衷和议，以致有今日之败。醇亲王让太监取笔来，添上这几句，速送去军机处请章京誊清了送来，慈禧看过后立即交内阁明发。
随后，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的详细奏报陆续到了。虽然战败的事实已无可更改，但仍免不了玩文字游戏，铺叙自己的功绩。只有张佩纶的奏折，虽然不免为自己辩解，却老老实实向朝廷请罪。看了数人陆续到来的奏折，朝廷也有了基本的判断，用醇亲王的话来说，就是“请功的无功，请罪的罪轻”。因为已有消息说法国人根本没有登陆，所以何璟等人说陆师如何苦战纯是冒功，张佩纶明确请罪，倒比何璟等人更见忠纯。
福州籍官员大多接到老家来信，福建大员如何畏战无措、临阵脱逃的笑话广为流传。据说接到法国人的开战照会时，何璟正在抽大烟，等他过完瘾后已过了半个时辰。他明知道法国人肯定要在马尾打仗，却不向马尾派一兵一卒，而把数十门大炮调到总督府专责自卫。巡抚张兆栋听到要开战的消息，以为法国人会进攻福州，所以微服逃出福州城，让一个失宠的妾在家应付，无论谁来，都说巡抚病重在身，唱了一出空城计。在马尾督战的何如璋和张佩纶都唯李鸿章之命是从，将士们屡次要求先发制人，两人却寄望于和谈，怕出意外搅了和局，竟不向水师发一颗炮弹。等收到开战照会后才匆匆给各舰分发弹药，但为时已晚。开战后张佩纶、何如璋根本没有指挥作战，而是仓皇逃走。张佩纶一气逃了二十里，靴子跑掉了一只，在彭田村躲了三天才回到船政局。何如璋躲进施氏祠堂里，不肯出门。施氏是当地望族，子弟多人在水师服役，马尾正在激战，船政大臣却临阵脱逃，他们一气之下将狗放进祠堂，把何如璋赶了出来，何如璋的裤腿也被狗撕去了半片。福州百姓气愤不过，把总督府的大门卸去了一扇，更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到总督府门前：“两张无主张，二何没奈何”，讽刺四大员懦弱无能。
慈禧闻言后道：“两何两张如此不堪，如何督率地方？尤其闽浙总督，非派知兵大员不行。”
知兵大员有谁可去？京中现成就有一个——左宗棠。而且他早年任过闽浙总督，被毁的福州船政局就是他亲手创办。醇亲王一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答应，而且七十四的人了，依然豪气冲天，对醇亲王说：“王爷您放心，我把法国人全赶到海里喂王八。”次日朝廷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濬帮办。左宗棠心急火燎，立即整理行装，启程南下。
弹劾两何两张的奏折依然不断，李鸿章爱才心切，给醇亲王写信，替张佩纶辩解，说“宁失船厂，不可失张学士”。张佩纶曾经请示沉船堵塞闽江口，但因为顾虑到福州是通商口岸，因此朝廷未准；他也曾经要求先发制人，但朝廷的指示是“衅不自我开”，而张佩纶奏折无一语指责中枢，尤显出他的心地纯厚。醇亲王极力维护张佩纶，何璟、何如璋、张兆栋三人都被革职拿问，而张佩纶反而升官，出任福州船政局大臣。李鸿章给他去信，让他忍辱、耐烦、负重、勿急躁。同时让他注意收拢被打散的水师人才，“管轮、管队、炮首等，如有材武无烟癖者，无分闽粤，择优挑送北洋，以实北洋水师”。只要张佩纶推荐过去的，李鸿章一概照单全收，并立即安排到北洋水师中。
李鸿章又给醇亲王写信，提议建设山海关电报线。近几年，趁着越南局势紧张，李鸿章奏请朝廷大办电报，沿海津沪、浙、闽、粤以至广西龙州，沿长江由上海至汉口，天津到通州再到京城，都开通电报。两广到京师虽然相隔数千里，但军情响应迅捷，如在户庭，全是电报的功劳，就连向来反对办电报的人，也都闭上了嘴巴。李鸿章此次又建议修建由天津向东北方向至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经营口直达旅顺的电报线，同时给醇亲王写一封信，说明日本人在朝鲜蠢蠢欲动，将来可将电报线续接至朝鲜。醇亲王深以为然，说动慈禧照准。
法国人雄心勃勃，要占据台北为质，但在台湾他们碰上了淮军宿将刘铭传。刘铭传为了收缩兵力，主动放弃基隆，把基隆煤矿炸毁，留给法国人一片废墟，然后集中六千人，在淡水大败登岸的法军陆战队，法军伤亡百余人。淡水是进入台北的要道，法军无法攻取，占据台湾北部的计划就成画饼。法军转而寄望于越南北圻的陆路战斗能够出现奇迹，但清军将领得到朝廷不得畏缩避战的指示，放开手脚与法军周旋，虽然伤亡是法军的数倍，但再也没有出现从前那样的不战而溃，法军要夺取一个要地，相当不容易。
然而，此时日本人却在大清的背后朝鲜，再次鼓动兵变。
这次兵变是由朝鲜开化党发动。朝鲜自从开港后，不断有公派或私费的青年贵族子弟东渡日本，他们亲眼看见了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产生了改革国政，使朝鲜成为“亚洲法兰西”的志向。这些贵族子弟便是所谓的“开化党”，因为他们亲近日本，因此又称“日本党”。闵氏集团以开化维新的名义把大院君赶下台后，政治上亲近日本，开化党的活动影响日大。但后来清廷帮助朝鲜平定大院君发动的兵乱，他们转而亲近大清，被称为“事大党”。“开化党”与“事大党”的矛盾加深，日本则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开化党”实现扩大朝鲜利益的机会。
中法战争爆发，驻朝清军调走一千五百人回国，“开化党”以为有机可乘，而日本政府也认为正可借中法战事兴风作浪。等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法军又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后，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准备发动政变，频繁与日本驻朝大使竹添进一郎联系，托日本使馆设法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走私输入朝鲜。日本外务省则与法国驻日大使秘密联系，希望法国关键时刻能够支持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法国当然希望分散清军的精力，因此两国一拍即合。
帮办朝鲜军务袁世凯非常敏锐，意识到朝鲜将有变，他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袁世凯请求增加朝鲜驻军，然而台湾、福建、越南军事同时吃紧，北洋派军舰、援军入台，抽不出兵力兼顾朝鲜。
开化党人正是看准这一时机，浱金玉均对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觉得有道理，于是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日本驻朝公使为“开化党”设计了兵变方案。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他们趁机纵火，制造混乱。金玉均则向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高宗犹豫不决时，开化党人在宫中引爆炸弹，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用铅笔写了“日使来卫”四字。早就准备好的日军二百余人冲进王宫，控制了宫中局势，捕杀“事大党”大臣，发布了十六条新政。
袁世凯等人只知道宫中有变，但具体情况不明，他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等联名致书国王，请求入宫护卫。但高宗已经被“开化党”控制，根本见不到这份至书，金玉均等人矫旨拒绝清兵入宫。第二天，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致函袁世凯等清军将领，恳请其出兵解救国王。提督吴兆友等认为，此事关系极大，必须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然而，形势紧急，如何容文牍往来？袁世凯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敢于担责、果断刚毅的个性，说道：“我军驻扎朝鲜，就是为保朝鲜局势稳定，必须立即进宫平乱，一切责任袁某一人担之。”当天夜里，向他帮助训练的朝鲜亲军左、右营发放上等成色黄金六百两，与他们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次日下午三点，清军和朝鲜亲军左右营共两千多人同时进攻昌德宫。袁世凯从敦化门入昌德宫，直接交战；吴兆有从宣仁门入昌庆宫，包抄左路；张光前殿后策应。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趁乱逃出昌德宫，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日军和叛军抵挡不住强大的攻势，竹添进一郎和金玉均胁迫高宗要他逃出汉城去日本，高宗坚决不从。竹添进一郎和金玉均等人仓皇逃出王宫躲进使馆。汉城百姓憎恨开化党和日本人，围攻日本使馆，与日本商人互相攻杀。竹添打算带着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在逃离汉城的途中，日本人受到朝鲜百姓的围攻，日军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四十名日本人被杀死，多名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三十八名朝鲜士兵阵亡、九十五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带着金玉均等人仓皇逃走，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李鸿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政变很快平定，忧的则是怕事态扩大，中日再起纷急，那可真就腹背受敌。于是他立即电告驻日公使黎庶昌，令他迅速劝息日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而同时又急令袁世凯，“坚壁勿动，以待调停。”
竹添进一郎狼狈逃回国内，日本政府大肆宣传中国和朝鲜无故损害日本的权益和尊严，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和朝鲜身上。日本朝野为之愤怒，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中国宣战。日本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清国膺惩大会”，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暴行”。一些日本人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和法国联合进攻中国。日本政府自知理亏，也深知眼下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便暂时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来争取损失最小化，并趁机扩大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日本派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率陆军两个中队、军舰七艘，载三千士兵，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向朝鲜“问罪”。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朝鲜答应与日本谈判。井上馨的要求是只谈善后，不谈政变，因为一谈政变，日本责任难逃。同时又提出，两国谈判，不容中国参与，他的理由是将专门派重臣到中国去详谈。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5年1月9日），日朝签订了《汉城条约》，朝鲜派重臣赴日谢罪，赔款十三万元，惩办杀死日本人的“凶徒”，并允许加建兵营，扩大驻军。
临近中国春节，法军加大了进攻力度，希望在春节前给中国人一个大大的教训，腊月二十九日，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七艘战舰在浙东海岸拦截南洋水师援台的战舰，击沉了两艘，并将另三艘堵于镇海口内。而越南的法国陆军则在远征军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的统率下，一举攻克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部退入镇南关。正月初九，法军又对镇南关猛烈炮击，云南提督杨玉科阵亡，潘鼎新再退到广西凭祥。接到战报，清廷震怒，严旨责备潘鼎新，同时命张之洞督促老将冯子材驰赴镇南关。
冯子材（1818年7月29日—1903年9月18日），号萃亭，是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幼年父母双亡，与兄长跟着祖母长大。后来与哥哥做点小本买卖，结果被天地会的人劫持，他一气之下投奔官军，参加剿灭天地会的战事，积攻得了个小小的八品顶戴。随后洪秀全在广西造反，他就跟随广西提督向荣与太平军作战，一直追杀到南京城下，属江南大营的一个小统领。江南大营两次被踏破，他后来以三千人马驻守镇江三年，太平天国平定后得赏黄马褂、骑都尉世职。随后出任广西提督十八年。等张树声任两江总督后，要重用淮系的人，冯子材受排挤，一怒之下辞官回乡。法越事起，朝廷想起用老提督冯子材，但他有言在先，只要张树声任两广总督，他就决不出山。后来前线连吃败仗，张树声忧惧而死，清流干将、山西巡抚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未到任就与信给冯子材，让他招募一军准备到前线督师。此时，冯子材已经六十有六了，却是毫不推辞，真正是白首临边。
镇南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三十里处，东有大青山，西有凤尾山，关城就建在两山之间的隘口上，扼守通往越南谅山的南北要道。冯子材轻装简从赶到镇南关，眼前是一片残破景象，关门已被法军炸塌，关楼也被付之一炬，只剩几根柱子和断壁残垣。关内的营帐全被焚烧，关两侧高地上的营垒也全被炸毁。冯子材等人登上关楼，一截被烧得焦黑的柱子旁赫然立着一块木牌，在刺眼的白底上法军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尊重条约比边境关门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存在了。”
冯子材的亲兵骂道：“狗日的法夷，真是欺人太甚！”
他要把木板扔到关下烧掉，却被冯子材阻止了。他抽出佩剑把木牌上的字全部刮掉，让人拿来笔墨，饱蘸墨水，在木板上写下十几个大字：“我们将用法夷的头颅，重建大清的门户。”
冯子材在镇南关前后转了两天，然后发函邀请广西巡抚潘鼎新、广西提督苏元春、恪靖军统领王德榜等人到镇南关商议军事。第二天上午，众人陆续赶到，他对广西巡抚潘鼎新拱手道：“把潘大帅叫到军前，实在不该，不过事关军务大计，不能不劳潘大帅大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