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总督直隶
按御前会议的结果，军机处给曾国藩及沿海督抚一份廷寄，内容自然是指授方略，除要求战备外，还指示：“洋人诡谲成性，得寸进尺，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
这份廷寄其实照顾了主战清流的情绪，听上去好像朝廷一力主战，是曾国藩“事事遂其所求”，太过软弱。其实朝廷的真实意思仍然是求和，但是不肯去背软弱的骂名，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依然把难题推给了曾国藩。
除了这份廷寄，内阁则明发了一份上谕，是按曾国藩所请将他的奏折明发天下。但明发的内容只是部分摘抄，大家看到的是曾国藩为洋人喊冤，认为洋人是文明国家，不可能干挖眼剖心的恶行。而他是如何得出这番结论的原因，却只有只言片语。因此，看到上谕的人无不认为曾国藩是被洋人买通了，做了可耻的汉奸。
京中清流最先得到消息，无不痛骂曾国藩枉为国家柱石。他的同年、同乡纷纷写信，客气地表示惋惜，不客气的满纸责问。向以曾国藩为骄傲的湖南同乡更是深以为耻，竟把湖南会馆中曾国藩所题匾额烧毁。
最让曾国藩尴尬的是，朝廷已旨准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部议罪，但刑部却不肯接收。他们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说如果把两人押解进京，法国公使罗叔亚则非要来听审，实在有失朝廷颜面。因此，府县官员不能押解进京，而是在天津就审。上谕说——
曾国藩等应于张光藻等抵津后，先后取具亲供，照会罗叔亚。如罗叔亚仍自狡执，自应询问该使府县帮同主使究竟有何证据，即得之传闻，亦应将闻自何人确凿指出，再行当堂质讯以昭核实。若以游移无据之词，欲将该府县正法，断不能如此办理也。张光藻等既在天津传质，罗叔亚自亦应在津。如罗叔亚进京更无转圜地步，曾国藩等谅亦统筹全局，熟计深思。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明明是无人肯接烫手的山芋，却把难题推给他来处理，又如此堂皇，仿佛他连审案的常识也不懂。这份密谕让曾国藩十分懊恼，同时他又接到儿子曾纪泽的信，也是劝说不该拿地方官议罪。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向来对父亲极是恭顺，可在这封信里，他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撤道、府、县三官，诚足以悦洋人之意，然若因此遂失民心，则所损者大，而患方未已，似宜斟酌尽善，然后行之。男窃谓此次洋务之所以棘手者，不徒在洋人凶悍、百姓之刁蛮，又在于部署（指总理衙门）、商臣（指崇厚）毫无远虑，祸难未至而先自扰乱也。此时事务，最不可先失民心，欲得民心，在于保全好官而缓言辑凶。”
曾国藩知道拿地方官治罪肯定要得罪清议，只是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朝廷要他力保和局，却要表现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曾国藩心里窝囊，多少有些被朝廷出卖的感觉。想想如果民心尽失，天津百姓对他这位总督大失所望，再出事端，他就是维持和局也未必能办得到。因此，他当天给儿子复信——
字谕纪泽儿：
罗叔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指崇厚）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三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惭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遇此大难。兹将罗使照会及吾复照抄去，以明父之隐忍，实非得已也。
余自来津，诸事唯崇公（指崇厚）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竟无善策，唯临难不敢苟免，此则虽老不改耳。此谕。
涤生手示
第二天，法国公使罗叔亚再次提交照会，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和陈国瑞正法，并缉拿凶犯。曾国藩这次毫不犹豫地回复道：“要治地方官员之罪，必须有确凿证据。至于凶犯，本督一至天津就督责地方在查办，然而当时情形混乱，取证极难，尚需时日。”
下午崇厚也来见曾国藩，并通报道：“侯相，今天上午下官在紫竹林会见了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他说必须拿地方官员正法，而且要尽快缉拿正凶，明天四时前不答复，他们就要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
此时，曾国藩对崇厚的看法已有些改变，回想他到天津以来的交往，觉得此人的确太过媚洋，自己也信他太甚，与洋人交涉才太过软弱，所以果绝地回道：“这个绝对做不到。交部议罪已经有些过分，把官声俱佳的地方官正法，那可真是汉奸了。”
崇厚也感觉出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又说道：“法国人又从广东征募四千匪徒，凶悍异常，只怕不答应洋人，他们有可能进攻天津。”
曾国藩捋着胡须道：“我不答应又能怎样？”
“大沽口的兵舰又增了一艘，听说是俄国的。”
曾国藩冷笑道：“他们有兵舰，总不能开到京城去。他们若上了岸，便是旱鸭子。我已密调铭军到天津，李少荃正从陕西星夜兼程而来。洋人有洋枪洋炮，李少荃的淮军也不缺落地开花弹。有本督在，洋人想进京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要开战，先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天津。”
闻言，崇厚大惊失色，他以为曾国藩真已拿定了不惜开战的决心，从前的软弱，也许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从容调兵。崇厚已得到旨意，让他交卸后就起程去法国。如果他去了法国，两国却开了战，他怎么交涉？如果能够让罗叔亚满意，他在法国的差使也好办。他觉得曾国藩转而强硬，能够把他调走最好。告辞回去，他立即密奏朝廷，说曾国藩病体加重，当客呕吐，请简派重臣接替。
崇厚的奏折到京，朝廷真动起了派人接替曾国藩的念头。原因有三：一是曾国藩被人骂作卖国贼，已难孚众望。另派人前往，也算救曾国藩出火坑。二是罗叔亚进京，指责曾国藩有意为地方官开脱，有意放走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回原籍以逃避制裁，而且辑凶不力，到天津已近两月，而只抓了七个正凶。三是曾国藩有些不听总理衙门招呼，尤其在缉拿凶犯上，总理衙门一催再催，而他总以难有确证为由推托。总理衙门怕洋人不耐烦了，事情难以收场。
接替曾国藩的人选，朝廷中枢其实已成竹在胸，那就是从陕西正赶往直隶的李鸿章。由李鸿章接替，再合适不过。一是李鸿章手里有淮军，可做战和两手准备。二是曾李二人是师承关系，学生接老师手里的烫手山芋最为合适。其三，李鸿章从带兵入沪起就与洋人交涉，驾驭洋人的能力连曾国藩也自愧不如。尤其他处理的教案，真是举重若轻，没给朝廷惹麻烦。
李鸿章处理第一起教案的时候，刚署理两江总督。洋人教士到总理衙门去交涉，要求归还金陵城的教堂财产。总理衙门将此事推给李鸿章，李鸿章一调查，发现此案是个陈年旧案。康熙年间，在金陵城有个洋人的教堂，规模还不小。到了雍正年间开始禁教，把传教士都打发走了。后来，教堂也被拆掉，盖起了民房。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取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法国传教士于是提出归还康熙年间建造的教堂。教堂早就拆毁建成民房，怎么还？地方官提出另选个地方给传教士，但传教士不答应，因为教堂原位置相当不错，位于金陵城繁华地带。
李鸿章接手教案后，立即上奏，说教案他可以妥善处理，但不能催得太紧。他知道总理衙门太怕洋人，只要一遇到教案，就督责地方委曲求全，尽快让洋人满意，免得闹心。但金陵百姓花钱买的地方，自己建的房子，怎么肯让出来？你如果来硬的强拆，非引起民乱不可。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而且法国人也未必会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动刀兵。所以，他上书总理衙门说——
彼族恫疑虚吓，是其惯技，得陇望蜀亦其常情。臣与交涉最久，如白齐文、戈登前事，风浪极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诚相感，终可消弭无形。至寻常传教之事，似不至以微嫌细故遂成决裂，亦不得因其恐吓逼迫遂无限制。且入手之初，彼气过盛而欲太奢，几莫测其所底止，况舆情不顺，公论弗然，势亦未可以勉强。故不能不缓宕以折其气，而逆制其无厌之心，此又办理洋务不得已之实情也。
李鸿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不急，拖拖再说，拖到他们没脾气了，事情自然好办。
接下来他的确也就是这样办的。听说他接手教案，法国传教士就到总督府找他，他吩咐挡驾，传教士在大门外又吵又叫，李鸿章喝茶聊天，就是不理。拖了六七天，终于让传教士见了一面，然后好像真的调查起来，不过，他一直调查的是传教士在金陵的不法情事。传教士来问，李鸿章依然不见，只让下人告诉他，说总督大人非常重视，一直在深入调查。
一查查了半年多，法国公使出面，气恘恘地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李鸿章不待公使开口，便把几十份状纸推到公使面前，全是金陵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不法行径的。
法国公使道：“我来是为归还教会财产案，别的事不管。”
李鸿章笑着道：“公使应当管什么事我不清楚，我署理两江总督，两江的事情我都必须管，既然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我自然要管。这些案子都互相关联，我不管也不行。”
法国公使哑口无言，他去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说尽管把一切事情推到他头上，让洋人与他交涉。这样又拖了两个月，江南教区主教亲自登门，态度完全变了，只希望能给个地方建教堂。李鸿章说道：“中国人的庙宇有许多建在山中，我就在东门外的山上给你们划片无主地，有山有水，再好不过了。”
主教嫌远，李鸿章则坚持不可能在城内划地方，这样民教混杂，难免生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在南京城外给他们划了一片地方了结此案。而这个结果，就是地方官最初拿出的方案，当初传教士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总理衙门也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根本不可能。可是让李鸿章拖了一年多后，法国传教士被拖得筋疲力尽，最终答应在城外建教堂。
总理衙门对李鸿章的手段十分惊奇，自然记忆犹新，因此，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真是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