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听出她的话音异常冷漠无情，心灰意懒。他迅速地转过身，离开她，走了。
回家之后，他在**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只思念她一个人，心中担忧不知她是否还孤独地坐在树影里。她使他烦躁不安，忧心忡忡，然而他又知道他非这样做不可。像个孩子一样，他喃喃低语，为自己开脱：“我不喜欢这种事，我真的不喜欢这种事。”
源不知道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事会怎样发展。无论如何，即使她能理解他的处境尴尬，他的祖国现在也已经在召唤他回国了。
第二天醒来时，他知道他必须去看玛丽，但他忐忑不安，犹豫不决，因为这天早上事实仍然清楚地摆在他面前：他已莫名其妙地使玛丽深感失望，虽然他知道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最后他终于到玛丽家去了，他发现他们三个正十分严肃而惊愕地看着一张报纸。当源进屋时，那个老人焦虑地问：“源，这难道是真的吗？”
源与他们一起读那张报纸。报纸上粗大的黑体字报道着新闻，有一则新闻说，在源的祖国的某个城市里，新生的革命者袭击了白种人。他们将白人赶出家门，甚至杀了一些人，包括一两个教士、一个老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其他一些人。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喊了起来：“这一定是搞错了……”
那个老太太坐在一边等源说话，她喃喃地说：“哦，源，我知道这一定是搞错了！”
玛丽一言不发。虽然源进来时没有看她，现在也没有注视她，但他发现她缄默不语地坐着。她的下巴搁在交叉的双手上，眼睛凝视着他。但他不愿正眼看她。他迅速地浏览了那张报纸，不断地喊道：“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的祖国！如果是真的，一定有某种可怕的原因……”
他的眼睛在报纸上寻找原因。玛丽这时说话了。他现在已十分了解她，并能从她说话的方式中体察她的思想。她的话简洁明朗，条理清楚，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她的声音显得既刚强又随便：“我也找过原因了，源，但报上没有。似乎那些白人都十分无辜而友好，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在家中受到袭击时惊恐极了……”
源听了看着她，她也在看他。她的眼睛像冰块似的清澈、灰黑、冰冷。这双眼睛谴责着他，他无声地向她喊：“我只做了我不得已才做的事！”但这双眼睛依然固执地谴责着他。
源努力想做到像平常一样镇静，他坐了下来。但他说话时一反常态，他急切地说：“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堂哥盛，他会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因为他住在大城市里。我了解我国人民，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我们是文明的民族，不是野蛮的民族。我们爱和平，恨流血。我知道，这一定是搞错了。”
那个老太太在一边热诚地重复：“我知道这一定是搞错了，源。我知道上帝不会让这种事降临到我们善良的传教士身上的。”
蓦地，源觉得太太这几句简单的话使他停止了呼吸，他几乎喊出声来：“如果他们是那样的传教士……”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在玛丽身上，他欲言又止。因为现在她依然凝视着他，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巨大、深沉、默默无言的悲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心渴望得到她的宽恕，然而又是这颗心退缩回来，唯恐去寻求这种宽恕，因为虽然他的心愿意向这种宽恕屈服，他的肉体却不愿向它屈服。
他没有再说什么，除了那个老人，此后没有人再开口。那个老人听完他们的话，站起身来对源说：“源，你愿告诉我你知道什么新闻吗？”这时源也站起身来，他突然不想留下来与玛丽单独在一起，他怕太太也离开他们。他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他们的家。他不希望这个新闻是真的，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无名的恐惧。他不能忍受这种耻辱，更多的还因为他感到那个姑娘在暗暗地评判他的退缩，并认为他是个懦夫。因此他尤其想证明在这件事上他的人民是无可指责的。
他们俩不会再亲近了。时光一天天流逝，源被卷进一股狂热的**之中，他竭力要证明他的祖国的清白。他意识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为自己辩护。在繁忙的学年即将结束的几个星期里，源忙得不亦乐乎。他必须一步步证明这不是他祖国的过错。盛说，这是真的，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那一天他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镇静得恰如其人。源不耐烦地反问：“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盛的声音漫不经心地传过来，源甚至可以想象他正耸了耸肩：“谁知道？一群乌合之众——为了某种狂热的事业——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源恼怒了：“我不相信，一定有某种原因，那些白人一定做了什么冒犯中国人的事！”
盛平心静气地说：“我们永远也搞不清事实真相……”然后他改变了话题问道，“源，我们什么时候再见？我很久没见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源只能说：“很快！”他知道他必须回家。如果他不能为祖国澄清事实，那么他必须在办完该办的事之后尽快回国。
他没有再到花园里去，也再没有时间与玛丽在一起。他们表面上依然很友好，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源打算不再见她，因为他越来越无法证明他的祖国是无可指责的，这时他不知怎的转过来反对起自己真正的朋友来。
那对老人觉察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一如既往，依然对他非常温和友好，但他们也稍稍与他疏远了一些。虽然他们并不理解他，但他们丝毫不责怪他，并敏锐地感到了他的苦恼与忧伤。
但是源觉得他们在责怪他。他背负着整个民族的重荷。他天天读报纸，读到革命军正节节胜利，正穿过一片被征服的土地向前挺进，源感到焦躁不安。有时他想不知父亲怎样了，因为这支军队正稳步向北方平原进发，捷报频传。
但他的父亲仿佛远在天边。附近的、近在眼前的是这些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异国人。源必须在某个时刻再到他们家里去，因为他们欢迎他去。他们从不谈论报上的新闻，在他面前提起可能会使他羞愧、折磨他的事情。尽管他们默不作声，但他们是在谴责。他们的沉默本身是在谴责。那个姑娘的严肃和冷漠、两位老人的祈祷，都使源如坐针毡。有时他们硬留源吃饭，饭前那个老人声音低沉、惶惶不安地祈祷，在感谢上帝之后还要加上这样的话：“哦，上帝啊，救救他们吧！他们是在遥远的异国的你的仆人，他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个老太太最后十分虔诚地加上一句柔和的“阿门”。
对这种祈祷源简直不堪忍受，对这个“阿门”他也受不了。使他越发不能忍受的是，玛丽曾警告过他抵御那两个老人的信仰，可现在她却低下了头，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崇敬。他知道，她并不比过去更加相信他们的宗教，她只是在他们为之愤怒的事上与他们有同感，因此她便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也许这仅仅是他自己主观的想法。
源又像一只孤雁了，他形单影只地工作到学年结束的最后一刻。这时他与其他人站在一起等待接受学位。在所有的人当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他获得了他的学位证书。源孤独地站在那儿，听到有人提到了他的名字，原来是由于成绩优秀，他受到了学校的表彰。这时有几个人走上前来向他祝贺，但源心中想，他们来不来他都无所谓。
他独自一人整理书籍和衣物。最后他心中忽然冒出个念头，觉得那对老夫妇看到他走会感到十分高兴，虽然他们的善良仁慈并没有变。源高傲地思忖：“我不知他们是否曾坐立不安，生怕我与他们的女儿结婚，现在他们看我走了，可能会很高兴！”
他酸楚地微笑了一下，相信是这么回事。然后他想起了玛丽，他心中想：“为了一件事，我要感谢她——在我可能会转变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她救了我。是的，她救过我一次，但还有一次，是我自己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