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为一种社会主张的“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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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中国历代时时会被论及的问题，罗马帝国的衰亡也是西方人抱有长久兴趣的话题。为我们所熟悉的著作，有历史学家吉本撰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有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撰写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还有以历史作品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的《罗马史》。但这不妨碍我们再听听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罗马的衰亡所找出的原因：正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政府的存在，才一再中断文明的进步和成长过程。
他接下来的议论才是真正会让我们皱眉的。——基于李约瑟的研究，哈耶克说：“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进程，但是亚洲的类似发展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轨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致命的自负》）
我们或许会由此而追忆那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时候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完全感受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一位老者就这样悠悠然击壤而歌，这正是道家崇尚的世界呀。
在十四世纪下半叶，英国一位叫约翰·保尔的教士也写过类似的两句诗：“在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老爷？”——几年之后，这位教士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诗歌里的理想，参加了瓦特·泰勒领导的那次著名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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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人笔记》的一则故事里，屠格涅夫很不解地问一个叫霍尔的农夫，为什么不向他的主人赎身，霍尔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赎身呢？”
霍尔虽然存够了钱，但他的顾虑是：不赎身的话，自己只有一位主人；一旦赎了身，所有的绅士和官吏就都能管到自己了。摆脱了一位老爷，却换来了更多的老爷，这当然很不划算。
的确，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接受，老爷总是存在的，尤其在国家变大之后，比如战国时代的列强们，人们更觉得没有老爷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管子·权修》说：“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就连《老子》也主张圣人治国，区别只在于老爷到底怎么做。[39]这里首先有一个考据上的问题：在帛书本和通行本里有一个很难自洽的地方，一会儿说“圣人处无为之世，行不言之教”，一会儿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那么，到底是要圣还是不要圣呢？
这个矛盾实在太黑白分明了，断然无法调和，所以陈鼓应先生当年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圣”在《老子》里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圣人的“圣”，是指最高的修养境界，另一种是自作聪明的意思。（《老子注译及评介》）
但现在我们有楚简本了，简甲本第一组开篇就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通观楚简本，“圣”并不存在陈先生当初所说的第二种意思，也就不存在不自洽的问题了。看来这是道家后学把文字改掉了，但改得不够彻底，让后人困惑了那么久。——当然这并没有困惑住所有人，比如唐兰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绝圣弃智”云云与《老子》通篇对圣人的推崇很是矛盾，想来是后人羼杂进去的。（《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
话说回来，圣人也好，老爷也罢，总之是统治者，那么统治者为什么要干涉或管制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一个最容易的也是政治上最正确的回答是：他是老爷、是圣人、是统治者，既然站得高，自然看得远。如果他貌似粗暴地对待我们，那其实只是爸爸对儿子的那种粗暴：“爸爸打你，还不是为了你好！”只是，作为年幼无知的儿子，我们暂时还理解不了爸爸的爱心和高瞻远瞩。
但是，他是否真的高瞻远瞩，是否真的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设计和安排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呢？这就要回到方才作为考据问题而提出的楚简本《老子》的那句“绝智弃辩，民利百倍”，《老子》恰恰是宣扬反智主义的。为什么要反智呢？因为治国要合于“道”，然而“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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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貌似有一点玄妙，但我们用《庄子·知北游》的一则寓言就可以很轻松地解释其中的道理。
所谓“知北游”，是说一个名叫“知”的人到北方旅行的见闻。古代“知”“智”相通，《庄子》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拟人方式，在中国传统里比较少见，却是英国十七八世纪的文学家们极爱使用的一种修辞。
这位叫作知的先生到北方游历，在一处同样有着隐喻意义的水滨丘陵见到了一位叫作无为谓的人。知向无为谓请教说：“请问，怎样想才能想通什么是道，怎样立身处世才能安于道，怎么做才能获得道？”知先生一连问了三次，无为谓都不作答。他其实不是不想回答，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知先生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不久又遇到了一位叫作狂屈的人，便用同样的问题问他。狂屈说：“唉，你这些问题我倒是知道，只是才要告诉你，却突然忘记了要说什么。”
知先生无可奈何，回到帝宫，去问黄帝。黄帝说：“没有思索、没有考虑才懂得道，没有居处、没有行为才安于道，没有途径、没有方法才获得道。”
知先生总算知道了，却又生出了一个新问题：“咱们两个都知道了，他们两个却不知道。到底谁对呢？”
黄帝答道：“无为谓才是对的，狂屈也算差不多对了，咱们两个还离得远呢。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所以圣人才要行不言之教。”黄帝说的这是《老子》的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通行本第五十六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行本第二章）。
黄帝接着又说了一些“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之类的话，然后又引《老子》：“失去了道于是有德，失去了德于是有仁，失去了仁于是有义，失去了义就只有礼了。礼是道的末梢，是祸乱的开端。”还有一句我先直接引用原文吧，“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个故事很形象地阐释了“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搞文艺的人特别喜欢。陶渊明《饮酒》第五首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同样意思的诗意表达。当然还有禅意的表达，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要看的不是手指本身，而是手指那端的月亮；甚至还有不大为我们熟悉的基督教的表达——圣奥古斯丁写作《论基督教义》，开篇便声明，虽然他会很努力地解释教义，但一定还会有人不懂，因为“他们看得见我的手指，却看不见我所指的星月”。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极端者如赫拉克利特的信徒克拉底鲁，认为万物永远都在川流不息，所以我们无法给任何事物命名，于是他一辈子缄口不言，只是东指西指。
看来这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来：百家争鸣，出发点非常实际，大家都觉得社会有问题了，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他们并不是什么“空虚时代的无用诗人”。而偏偏很多道家的研究者要么是搞哲学的，要么是搞文艺理论的，所以总是天然地喜欢去看《老子》形而上学的那一端。但我这里还是把务虚问题放一放，多谈一些形而下的东西。
方才黄帝最后的一句话我直接引用了原文，这句话在《老子》通行本第四十八章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楚简本里也有这句，文字是“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是《老子》很著名的一句话，但解释起来比较困难。
李零先生的理解是：“‘为学’是学习知识，‘闻道’[40]是琢磨道理。学习知识，总是越来越多；琢磨道理，总是越来越少，这是很深刻的体会。……通俗是最高的境界，真正的通俗，绝不是白开水、小儿科，而是深入浅出，把复杂的事情想得明明白白，也说得明明白白，这是最高境界。”（《人往低处走》）
这道理就好像人们常说的“大道至简”，但“大道至简”总会面临两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是界定困难，到底怎样的东西才属于所谓“大道”呢；二是即便大道至简，但证明并应用这个至简的大道却往往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