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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小说网>老子的道的含义>第十一章 理想的人生是退步 回归婴儿

第十一章 理想的人生是退步 回归婴儿(第4页)

律师问:“那您是怎么用功的?”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律师很困惑,问道:“只要是人,谁不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呢?难道他们这也叫用功修行吗?”

慧海说:“其他人吃饭睡觉和我的吃饭睡觉那是大不一样的。”

律师问:“怎么个不一样法?”

慧海说:“他们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百种需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千般计较。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呀。”

慧海大师的话很有哲理。“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确实是婴儿的境界。原来修行就是这么简单,成佛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已臻化境的慧海大师而言,似乎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再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求了。如果政府悬出赏格,请他老人家去偷东西,他肯定也不会同意的——不是因为偷窃违反道德操守,而是因为在他的修为层次上,无论是赏格还是偷来的财物,都构不成一丝一毫的**。这就是王弼说的“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老子微旨例略》),就像用阉割的手段来解决美色的**,《老子》似乎意在把老百姓都培养成“道德的阉人”。

这的确很不简单,正如慧海大师的修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一样。如果从修行境界角度来谈,慧海大师的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虽然和普通人一样,甚至和猪一样,但境界大有不同。普通人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这就是禅法修为里最初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来一修行,事情就复杂了,于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第二阶段;等修行到了慧海大师这种程度,由繁入简,返璞归真,似乎又回到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的第一阶段了,但这只是貌似而已,境界却已经大不相同了。就像孙猴子之前没有紧箍咒,做了斗战胜佛也没有紧箍咒,二者的境界却是两重天。

但慧海大师的这个境界,如果从我们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总觉得不易理解,虽然很现实的唯物主义也有这样的讲法——马克思的理想人生就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上研究哲学,每一个特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自然要做的也碰巧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伟大而简单的生活呀。

真的这么简单吗?不一定。慧海大师并没有解答出一个前提问题:饿了就吃,没吃的怎么办?困了就睡,没睡的地方怎么办?(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比慧海大师更具进步性的地方吧。)

所以慧海这两条标准看似简单,其实是有前提的: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总之是饿了能有东西吃,困了能有地方睡。

现在,你这个拖家带口的流浪汉终于找到了一份零工,老板要求早晨五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迟到一分钟就扣一天的薪水,加班很频繁还没有加班费。你从早晨五点干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心里能没有“百种需索”吗?从早晨干到晚上,实在是困得不行了,你敢睡吗,你心里能没有“千般计较”吗?

于是,为了获得可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先决条件,你就不得不“百种需索,千般计较”。

时间又过了两年,你工作得非常努力,全家人已经可以基本过上“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神仙日子了,这时候你就可以不再有“百种需索,千般计较”了吗?——还不行,你会担心等哪天你干不动了,或者又失业了,或者家里有谁生了一场大病。这种未雨绸缪的考虑使你丝毫不敢松懈,继续早出晚归,饿了不能吃,困了不敢睡。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贪念和执着,不知道有几人可以克服得了。

贪婪是人的本能,甚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骆驼喝一次水会喝很多,因为未来的日子里可能很多天也找不到水源;狮子一顿可以吃到肚子贴地,因为它很难保证每天都能打到猎物。人类的身体储存脂肪的能力也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么发展出来的,只是现在社会发达了,这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大提高了人类生存机会的重要能力,反倒变成了一种负担,人们开始减肥了。减肥之所以那么困难,因为它对抗的是千百万年来人们在自然演化中缓慢形成的天性。

归根结底,第一,贪欲是生物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和本能作对是困难的;第二,有饭吃、有房子住是先决条件,如果饥来没饭、困来没床,那就麻烦了。

那么,佛教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寺院都是很富有的,皇室有赏赐,百姓有捐献,寺院拥有大量的田产、佃农和奴婢。著名如神秀,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走的也是这个路线。我们看禅宗,后来为什么神秀这派一蹶不振,慧能南宗发扬光大,除了神会的努力和教义的差异之外,一个现实的因素是:唐武宗会昌灭法,断了和尚们的生路,大多数寺院都是靠供养维生的,生活一旦无着,也就别谈什么弘法的事了,但慧能那里主张自力更生——不仅是修习佛法上要“自性自度”,生活上也不大依赖供养,而是自耕自养,靠那么一亩三分地自己养活自己。慧能这派之所以被称作“农民禅”,就有这个意思在:完全是小农意识,无论佛法还是生活全都自给自足。于是,平时看上去,这些山林里的和尚还得辛辛苦苦地种地收割,一群泥腿子而已,哪像其他教派过得风光,但一遇到大灾大难,慧能他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话是这么说,但如果你只是孤身一人,事情总会好办得多,父母子女挨饿生病不能不管,自己挨饿生病倒不妨顺其自然。修行者要出家,要反对结婚生子,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修道就像混黑社会,亲人往往会成为拖累,你至少要经常担心他们被敌对帮派抓做人质来要挟你,而被命运抓做人质就更让人难过了。

当然,如果在上古时代,事情会简单很多。医疗水平普遍很差,亲人病了、死了,学学庄子“鼓盆而歌”也算得上一种洒脱。但在文明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医疗水平提高了,却不可能每个人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时候麻烦也就来了。如果你的亲人病了,你也知道只要花一笔你付不起的钱,去一所你不够资格去的医院,就可以治好,你会怎么办呢?如果按照于丹老师爱讲的道理,如果你改变不了社会环境,那就不妨改变自己的心境,那你就可以听天由命,千万别去给社会添乱,宁为瓦碎(不是错别字),不为玉碎。但即便你有这样的真情,有这样的善心,又修炼出了这样的忍功,心里的不平衡感或多或少总是有的,所以这真不是只靠苦练内功就可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在个人的层面来讲,修炼到这个境界实在太难。

但如果从统治者的权术层面着手,事情就会简单很多。应用《老子》的意见,“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要么干脆不发展医疗技术,要么虽然搞发展,但严格控制起来。也就是说,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可以有,高水平的医生可以有,但因为这是每个患者和他们的家属都“可欲”的,所以应该藏得好好的,只让“有资格”的人享受,千万别让老百姓知道。

信息为王。统治者只要能够有效地控制住信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政权的稳定。

孔子向子贡讲过为政的三要素,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就算缺粮、缺兵,有人饿死、有人被杀,只要有这个信任在,政权就动摇不了。(《论语·颜渊》)这话就好比近代的纳粹国家说要牺牲多少多少人来换取国家的稳定一样,只不过统治者爱玩文字游戏,把“政权”替换为“国家”,让那些被牺牲、被剥夺、被侮辱的老百姓怀着崇高的悲剧情怀,心甘情愿地去牺牲、剥夺和侮辱自己。——我曾集《论语》的两句话凑成一副对联,以形容这样的统治风格,即“无信不立,有过必文”。

6

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儒家也不喜欢社会上的纷争,也对物欲横流的风气痛心疾首。《荀子·富国》就曾说过,欲望太多,东西太少,一定会闹纷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荀子可不希望所有人都回归婴儿,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人自从一降生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更强烈的需求,需求如果不被限制就势必引起纷争。争则乱,乱则穷。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古代的君王很不喜欢这样,于是制作礼义。有了礼制之后,人人各安其位,只拿自己该拿的那份。(《荀子·礼论》)

荀子在这里分析礼的起源,阐释礼的功用,确实很有道理。礼制社会就是一个等级社会,一个人处在什么等级,衣食住行就得按照这个等级所限定的标准,否则就是僭礼。如果大家都能安于这样一个礼制社会,天下确实会太平很多,比如科长纵然很喜欢局长坐的豪华车子,但他也该知道“非礼勿视”,别乱看,别乱想,非礼的事情做不得。

这样一来,社会上所能提供的物产就可以被有计划地消费了,大家各安其位,按等级分配,而且等级的变迁是缓慢并可以预见的(比如科长很清楚自己会在什么时间论资排辈地熬到局长),这就可以天下太平。

这样的社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竞争的欲望,比如在曾经等级森严的印度,“每一个婆罗门自从出生在婆罗门等级里之日起就是一个婆罗门……尽管婆罗门教徒按照规定应把诵吠陀经典从而洞察神理深处看作最神圣的职责,他却可以极端漫不经心地完成这个职责而不致损害他的神性”。(黑格尔《美学》)而在官僚体制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维持官僚结构的稳定,有重大贡献和突出能力的人也不得不忍受论资排辈的升迁方式,有重大失误甚至极不称职的人,最多也只会得到平级调动的“处罚”。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明知道,不论能力、只论资历的“僵化体制”很难把最称职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这无疑是最稳定、风险最小的安排,让人们不会对最高权力产生觊觎之心。

这样看来,无论是《老子》主张的回归婴儿,还是《荀子》讲的礼制,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代经济学一切理论的大前提:资源的稀缺性。用教科书的话来说:“一个社会必须决定将要做哪些工作和谁做这些工作。社会需要一些人种粮食,另一些人做衣服,还有一些人设计电脑软件。一旦社会分配人们(以及土地、建筑物和机器)去做各种工作,它还应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社会必须决定谁将吃鱼子酱而谁将吃土豆。它还必须决定谁将开保时捷而谁将坐公共汽车。”(曼昆《经济学原理》)

如果评判一下可行性的话,《老子》的方案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过成功的案例,不考虑这是否人道的问题,它的可行性一定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统治者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但是,这必然又与“无为之治”的原则相矛盾,所以《老子》的方案虽然可行,却不自洽;儒家的方案在现实社会里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但难度在于,长期维护这种阶层分化的稳定性是相当困难的,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一定要强;法家的方案也有成功案例,而且是先秦诸子的学说中见效最快的,只是这种过分强调发展效率的做法积弊太大,以至于崩溃的速度比见效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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