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非常近似于佛教对五蕴和缘起的论证——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树木一起构成的，这些树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谢，虽然看上去森林还是这片森林，但一个恒常不变的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同理，像军队、公司这种事物也是“不存在”的。人，也是一样。
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这种“集合”按佛家的话说就是“蕴”。这种概念辨析玄妙复杂，确实很难搞清楚，所以佛教后来不同的派别对这个“蕴”是真还是幻的问题辩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的一位大宗师世亲在他很著名的《俱舍论》里辨析“无我”，就论证森林（蕴）是一种“假有”。一个集合体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叫“空”。
亚里士多德把同样的推理方式应用到了城邦国家的概念上，国家是不是也属于一种“蕴”，因而是一种假有，因而是没有自性的？亚氏的推论并不像佛教那样玄妙费解，他的结论是：“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凡组合的方式（体制）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合物……由此来说，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的应当是政制的同异（种族的同异不足为准）。无论这个城市还用原名或已另题新名，无论其人民仍然是旧族或已完全换了种姓，这些都没有关系，凡政制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制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
现在将上述两个问题结合来看：如果一个城邦或国家无论在疆域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那么，对于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又该如何理解呢？
稍稍思考一下形而上的问题，后文还会论及，现在还是先回到形而下的叙述中来。《左传》在交代郑伯克段一事的开篇，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是为武姜。从称谓结构可以判断，武姜之武是丈夫之谥，武姜之姜是娘家之姓。申国是姜姓诸侯，相传为伯夷之后。依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当初周幽王的王后也是此一申国之女，生子宜臼，是为太子。史称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便废掉申后，改立褒姒为后，并废掉宜臼，改立褒姒所生的伯盘为太子。这自然惹恼了申后的娘家，于是申侯联合犬戎，杀了周幽王和伯盘，与鲁侯与许文公立宜臼于申，这就是周平王。
这段日子正是郑国当运的时候。从郑桓公传到郑武公，仅仅两代，所以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很近，加之两代人先后同为王朝司徒，郑武公又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还从当时正值强盛期的申国娶了公主回来，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郑国的政治背景可谓相当雄厚。而与此同时，将来会在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齐、晋诸国都是西周初年的受封国，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就淡了，势力也远没像后来那样发展起来，这正是郑国崭露头角的时代。
在这种种优势之中，却也隐伏着一个问题：当初周幽王废申后、废太子，招致申侯联合犬戎发动叛乱，郑桓公即死于是役，那么，郑武公和申侯应该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才对，却怎么认贼作岳父了呢？
南宋陈鹏飞为此很是批评过郑武公。绍兴年间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阐扬理学，著作《陈博士书解》。这位陈博士是个骨鲠敢言的人，曾经先后得罪过秦桧祖孙，他在《书解》中论及周幽王之死，说祸患起于申侯，后来周平王感戴申侯的拥立之功，却不知道申侯功不偿过，郑桓公死于国难，郑武公却娶了申国之女，君臣都是这种货色，要指望他们洗刷国耻是没可能了。后来陈振孙读到陈鹏飞的这条议论，颇为感慨，大约感觉到后者是在感时伤事，语讥时政，说“看来陈鹏飞得罪秦桧的地方可不止一处两处”。
但是，陈鹏飞的议论需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上述史料同时为真。但是，“同时为真”所形成的矛盾也许正暗示着这些史料并不同时为真。《史记·郑世家》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而《国语·郑语》只是说桓公“十一年而毙”。王玉哲认为，史伯、郑桓公反对周幽王和虢石父的行为，且对王室早有异心，所以郑桓公也可能是被周幽王和虢石父一派所杀，这就使郑武公更加坚定地站在了申侯一边。王的论据之一便是郑武公和申国通婚的事实，“若桓公果为申、犬戎所杀，其子武公决不至忘杀父之仇，而与之通婚媾”。
国仇家恨搅在一起，需要细辨。清代辨伪大家崔述也持他一贯的怀疑态度，他这一回的质疑更多是基于大义与人情：“宜臼和幽王是父子关系，申侯和幽王是君臣关系，君臣父子是天下之大纲，这时候上距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算太远，社会之上大义未泯，况且站在太子宜臼这边的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都是贤良卓越之人，看到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终致幽王死、宗周亡，他们应当正义凛然地讨伐宜臼和申侯才对，哪可能跟这两个无君无父之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呢？退一步说，他们也该拥立幽王或宣王的其他儿子，哪能跟不忠之申侯一起拥立不孝的宜臼呢？”
桓、武两代长久以来的光辉形象越仔细看就越是模糊，经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用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异代之观念与史实之考据若再夹杂一处，此时要问谁是谁非，那就更难扯清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就立场鲜明地站在周平王一系的对立面，说“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由此还可以看出东周衰败的原因：“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具体说到郑国，是：“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
钱穆的分析看上去很有道理，可如此说来，桓、武父子不仅不是贤良，简直就是“附逆”了。
正义与否，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虢公立携王，有可能是维护了王命意义上的正义，但这个政权究竟治理得如何，却很难说。比如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把《诗经·小雅·雨无正》放到携王时期“二王并立”的背景下来理解，认为“许多问题都很容易讲通”，推论该诗作者为“携王近侍小臣，携王朝之立，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再者，在西周社会，王权是否大过宗法，也就是说，王权是否可以严重违背礼制，严重违背嫡长子继承法，并且可以轻松弹压得住宗法社会贵族民主制度下的世道人心，这也是很成问题的。
谁是谁非？周幽王历来都是个无道昏君的形象，可申侯和平王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同样为正义所不齿呢？国君无道，臣下有没有叛上作乱的合法性，这也历来是个“吃马肉不吃马肝”的问题。如果把国事简化为家事来看，家主把小妾扶正，立小妾的儿子做了继承人，被废掉的嫡长子离家出走，投奔外公，外公要为女儿和外孙作主，邀了几个邻居找上门来和女婿翻脸。打无好手，骂无好口，这一翻脸动静太大，把女婿给杀死了，邻居们也不能白忙活，既然连人都杀了，再抢个劫也不算多大的罪过。另一方面，家不能一日无主，外公和一干亲戚保着外孙做了新的一家之主。如果这就是全部事情经过的基本概况的话，外公既是外孙的杀父仇人，又是外孙的衣食恩人（甚至有可能算得上救命恩人，毕竟被废的嫡长子是很难有命活下去的）。郑国也是那几个帮闲的亲戚之一，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辨伪大家崔述提出过两点质疑：一是申侯弑幽王一事本之《史记》，《史记》采之于《国语》的史苏、史伯之言，而时代更早的文献《诗经》和《尚书》对此并无记载，即便《国语·周语》专论周事，对这等大事也从没讲过；二是宗周在陕西，申国在河南，相距千里之遥，而犬戎又在宗周西北，申侯怎么可能跨过宗周而联合犬戎呢？崔述的结论是：幽王无道，久失民心，单是近在咫尺的犬戎就把他给灭了，没申侯什么事。
崔述质疑前人之失，今人又质疑崔述之失，学问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前进着。崔述质疑中的一个关键是：宗周和申侯，一个在陕西，一个在河南，千里之遥，对于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古人来说，无论是太子宜臼（平王）到申国避难，还是申侯组织联军攻打宗周，都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引《竹书纪年》有“平王奔西申”，莫非除了河南的申国之外还有一个申国叫作西申？这段历史，依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整理的时间顺序如下：
●（晋文侯七年）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
●平王奔西申。
●（九年）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
●（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
太子宜臼（平王）奔西申是在幽王立庶子伯盘为太子之后，在晋文侯七年至九年之间。这三年中，太子宜臼是远行千里投奔河南申国的外公家呢，还是就近跑到什么地方？事情至此而存在歧说——从古本《竹书纪年》来看，似乎还存在一个西申。古人对此就有了好几种说法，而今人借助于考古发现，争议就更多了。
1980年代，河南南阳北郊出土了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仲爯父簋铭文经李学勤释读有“南申伯”一词，进而推论：铭文中的南申伯仲爯父正是《诗经·大雅·崧高》当中的申伯，而申国在周朝南土，“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史记·秦本纪》载：周孝王时，申侯之女为秦的祖先大骆之妻。”
申国之地望众说纷纭。有说申国原在陕西，紧邻宗周，后来徙封河南南阳的，有说从荥阳徙封南阳的，有说从信阳徙封南阳的，还有说南阳就是申国始封之地的。由此而来的相关问题，诸如太子宜臼（平王）到底投奔哪里去了，联合犬戎攻打宗周之申国到底是中原的申国还是西方的申戎，郑武公娶于申到底娶的是谁家女子（郑庄公和叔段的母亲到底是谁），攻破镐京、杀死幽王的申国和拥立平王的申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因申国地望之分歧又衍生出更多的说法。大约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周宣王确曾徙封申伯于南阳，即《诗经·大雅·崧高》之所记。
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申国（又称申戎，姜氏之戎）或许和宣王徙封之申伯没有多大关系，要么是宗周附近独立的一支，要么是在申伯从宗周附近徙封中原之后还留在原地的申族余部，但这种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身份变迁却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小小的细节似乎不很有力地说明：作为后世春秋大义核心理念之一的华夷之辨在西周时代还不是那么壁垒森严。
华夷之辨在当初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较文明社会和较不发达之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分别。比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讲道：“文献上记录着，印度一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帮会的会员（awIndianThug），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于往来客商中杀那么多的人，越那么多的货，自愧不如，并引为终身一大憾事。在文明尚属早创状态的种族里，说实在话，对陌生人进行抢劫一般是被认为颇有光彩的事情。”另如威尔·杜兰所记：“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他们日久成富，却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猎户与牧人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不会感到如何的苦难。”
如果以此来衡量申侯在攻破宗周、杀死幽王一事上的正义性和道德责任感，他究竟属于华夏之申国还是夷狄之申戎似乎便具有了更高的权重，尽管搞清事实还是相当困难的。
平王东迁的相关史事遭遇罗生门。一种事实是：幽王的王后申后是西申之女，西申就在宗周以西近在咫尺之地，正值强盛之际。太子宜臼投奔西申，在外公那里寻求庇护，外公联合邻近的诸侯以及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拥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而郑武公作为西申的联盟者，共同拥立平王，并娶了西申公主为妻，是为武姜，后来便生下了郑庄公和叔段。
第三种事实是：申国原在河南信阳，宣王时徙封河南南阳，此后信阳之申为东申，而西申和陕西没关系，就是南阳之申，并且东申与西申并没有被分成两国，徙都南阳只是扩大疆域罢了。至于到平王东迁的时候，无论东申还是西申，反正都是河南这一家。
事情看来越发难以弄清了，似乎河南申国说（无论信阳还是南阳）也有几分可以成立的可能。那么，现在回到崔述最初的那个问题：河南之申国与宗周远隔千里，无论太子奔申还是联军作乱，都很有些实际困难。如果依西申在宗周以西之说，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仍持河南申国之论，对这个问题可有合理的解答吗？
《诗经·小雅·大东》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人的国道又直又平。《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周代道路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周人已经很重视对道路的营建了，在主干道上甚至还架有梁柱桥。周公当初营建成周（洛邑），“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周人的交通干线从周原经丰镐至于洛邑，由洛邑向东还在继续延伸，直达齐、鲁两国。太子宜臼奔申，从陕西到河南基本上是周人最重要的主干道，虽然路途千里，但交通条件是第一流的。这样一条“周道”的存在应该可以适度地消解崔述的那个质疑，尽管太子宜臼所奔之申是否是河南之申仍然不能确定。
郑国开国史事的叙述至此便告终结，尽管依然疑云密布，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史实的种种谜团之上往往纠缠着种种真实的观念——史实也许模糊，观念却很鲜明；训诂也许失据，而观念依然被表达得如此真实而活泼，于是在经学的章句训诂与史学的辨析考据之外呈现出了另一种历史与社会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