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大学衍义》引述了胡安国对克段一事的议论，后面还有一句，说在郑庄公死后，嫡子出奔，庶子为君，诸公子互相争斗，乱相愈演愈烈，而祸乱之源，“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国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灭之也”。道德政治之说，天理人欲之辨，这是南宋理学家眼里的经学世界。后来愈演愈烈，理学家所恒言的，常是孔子所罕言的。
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大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程朱之学被洗脱“伪学”罪名并被立为官学，真德秀居功至伟。儒学至南宋，风气由外王转入内圣，这或许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所及，或许是南宋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而真德秀走的是朱熹一路，力图以儒学使君王正心诚意，以此而达致外王之道，其名作《大学衍义》即是郑重上呈给宋理宗的，自宋以后大受重视，常被作为帝王经筵进讲的典籍，并被用来教育皇子。该书自谓“帝王为治之学，帝王为学之本”，共为四纲，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关于克段的议论在第八卷“格物致知”，卷末点题：“以上论天理人伦之正（长幼之序）。”真德秀既然以帝王之学为立言宗旨，就得说清楚帝王应该怎样处理兄弟关系——也就是说，单单批评郑庄公是不够的，还得告诉现任及以后的皇帝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怎么做才是对的。
真德秀举了一个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例子。刘长是汉高帝刘邦的小儿子，是被吕后养大的，一直很受宠爱。等到汉文帝即位之后，刘长自恃是皇族中最亲的人而越发骄纵。刘长多次违法乱纪，汉文帝总是宽恕了他，但他还是蛮横无理，对汉文帝也不太客气。后来刘长为生母报仇，杀了辟阳侯，汉文帝怜他报仇之心，也没有治他的罪。
那个时候，从太后到太子再到诸大臣，没有不怕刘长的，而刘长回到封国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使用天子仪仗，不服从中央法令，给皇帝上书也不注意语气。汉文帝不便亲自责备他，就让舅舅薄昭给刘长写了一封长信，语重心长，陈述利害，但刘长不但没受到教育，反而做起了谋反的安排。事发之后，这可不能置之不理了，汉文帝便派人诏刘长进京，安排审讯。
一审的结果是：刘长有罪，该杀。汉文帝下诏说：“我不忍心治他的罪，你们再商议一下吧。”大家再议，二审的结果还和一审一样，汉文帝说：“那就赦了他的死罪吧，废掉他的王位就好。”官员们上书，提议把刘长流放蜀地，汉文帝同意了，但又叮嘱了一些优待措施，判决就这样执行了。汉文帝的做法基本符合前文《礼记·文王世子》所谓“三宥”的原则。
袁盎向汉文帝劝谏道：“皇上您一向纵容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的相傅，这才搞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淮南王的性情，突然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一定承受不住，路上再有点儿霜寒露冷的，他恐怕就得一命呜呼。到那时候，天下人就该议论是陛下杀死了兄弟，这可就不好了。”
汉文帝说：“我也很苦恼。我只是想让他悔过，然后就会诏回他的。”
事情的发展果如袁盎的预测，刘长当真死在了路上。汉文帝杀了一些所谓的责任人，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分别封侯。
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后来民间又有歌谣流传，唱的是“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正是针对刘长之死。这大概让汉文帝很是恼火，说道：“过去尧、舜放逐他们的亲生骨肉，周公杀掉亲兄弟管叔、蔡叔，天下称之为圣人，赞美他们不以私害公。难道天下人以为我处置淮南王只是为了贪图他那点儿土地吗？”于是徙城阳王到淮南王的故地为王，又追尊淮南王谥号为厉王，按照诸侯的礼仪为他安置陵园。
真德秀引述这段历史，抬出了汉文帝这个处理兄弟关系的较好的例子。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的关系大体就相当于郑庄公和叔段，而汉文帝的做法无疑要好得多。但是，这还不够十分好。真德秀评论道：淮南厉王之死并不是汉文帝有意为之的，汉文帝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也算符合亲亲之道，尽管如此，汉文帝对待淮南王的做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没错。《周易》说“童牛之牿，元吉”，这是指牛在幼小的时候，犄角还没有长成，这时候对它加以控制是比较容易的。刘长在擅自杀死辟阳侯的时候，已经桀骜难制了，但还没有酿成大患，在这个时候，汉文帝应当派遣官吏去管理刘长的封国，而把刘长留在京城长安，挑选通经术、有品行的名儒做他的老师，朝夕相伴，以先王之训典来教化他，以汉家的法律来威慑他，如果刘长能够从此改恶向善，那再放他回到封国，否则的话，要么给他迁到一个小封国去，要么把他降为通侯。这样一来，刘长必定后悔，会生出改过自新之念。但汉文帝不是这么做的，赦免了刘长的死罪，却没有加以必要的教导，又轻易让他返回封国，这反而助长了他的骄纵气焰。在刘长死后，汉文帝没有按照贾谊的方针办事，把刘长的诸子一一封王，这又错了。因为刘长并非无辜而死，汉文帝就算怜悯他，把他的儿子们封为列侯也就够了（汉代的列侯只食租税，其力量不足以作乱），却瓜分淮南旧地，分封刘长诸子为王（诸侯王地大人多，力量足以为乱），酿成后来的反叛，这真是一错再错，比起大舜处理同类事件时兼顾仁、义两途就差得远了。我以为，后世帝王再有处理这种亲戚作乱之情况的，只应该以大舜为榜样。
（2）周公榜样
先说周公。武王克商之后，把原来商代的王畿分为几个部分，北部作为纣王之子武庚的封国，中部和东南部作为“三监”的封国。“三监”顾名思义，是起到监视武庚治下的殷商遗民的作用。
“三监”之说大体有四种，大略而言，分别指管叔、蔡叔和霍叔。后来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执政，管叔和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敉平叛乱，杀掉了管叔和蔡叔。这件事是可以和郑伯克段一事做比较的，周公所杀的也是自己的亲弟弟，况且郑庄公只是逐弟（依《左传》），周公却是杀弟，为什么周公一向被尊为圣人，郑庄公却饱受骂名？
和胡安国同榜进士的叶梦得对此有个说法：周公杀管叔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周公一早就知道管叔要反，肯定会有相应的对策，不会弄到最后杀掉管叔的地步。周公虽是圣人，但也不是完人。所以说，如果罪不当杀，即便像郑庄公对待叔段，一开始的时候多相容让，君子也不会认为郑庄公仁慈，所以《春秋》写作“郑伯克段于鄢”；如果其罪当杀，即便是季子对待叔牙那样，用毒酒把他杀死，君子也不以为过，所以《春秋》记作“公子牙卒”。这就是君子处理亲亲之道的原则。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叶梦得是认为郑庄公杀掉了叔段的，所以把周公和郑庄公对举，对比的色彩更强。也就是说，郑伯杀弟是“谓之郑志”，周公杀弟是因公忘私，不得已而为之。
宋人周孚《蠧斋铅刀编》也持类似的论点，很是典型：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不遗余力，后人却不认为周公做得不对，那《春秋》在克段一事上为什么单单归罪郑庄公？因为管叔和蔡叔的受封都不是周公安排的，其后讨伐管叔、蔡叔也不是周公出于个人角度的考虑。管、蔡受诛之后，周室得以安定，而安定周室才正是周公的用心。相反，叔段居于京邑是郑庄公亲手所封，叔段扩充军备是在郑庄公的纵容之下，等叔段的罪恶彻底显形了郑庄公再加以诛杀，郑庄公的这般用心又怎能与周公相比？司马懿诛曹爽也是这般道理，能和周公一样吗？
（3）大舜榜样
杀弟而有理，周公就是典型；弟弟虽坏却能不杀，大舜就是典型。
在处理兄弟矛盾的问题上，大舜历来被视为最高典范。真德秀称之为“唯当以大舜为法”；宋代赵鹏飞称之为“盖庄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明代姚舜牧称之为“凡人有孝友之诚心而又明予夺之大义，则母子兄弟之间必能委曲承顺而区处得宜，若舜之与象，其极也”——这段话还被改写进清代《御定孝经衍义》，成为官学定论；朱善称之为“若是则庄公所以处段者无以异于舜之处象，孰得而议之哉”；湛若水称之为“惟大舜之仁心，笃于亲爱之诚，故能处傲象而烝乂不格奸也，可以为事长慈幼之法矣”……
这件事见于《孟子·万章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番什么才是“尧舜之道”：
万章说道：“舜的父母打发舜去修理谷仓，等舜上了屋顶，就把梯子抽了下来，舜的父亲瞽瞍亲手放火，把谷仓给烧了。舜大难不死，之后，瞽瞍又打发舜去淘井，等舜下到井地，就用土把井口给填上了。大家都以为舜这回在劫难逃了，舜的兄弟象说：‘谋害哥哥都是我的功劳！舜死了，家产得重新分一下了：牛羊分给父母，仓廪分给父母，兵器和琴都归我，嫂子也归我。’象进了舜的房间，却发现舜坐在屋里弹琴，象大出所料，对哥哥说：‘我很想念你！’但神情很是尴尬。舜回答道：‘我惦记着臣民百姓，你也帮我管理一下吧。’”
万章讲完了这些，问老师孟子道：“我不清楚舜这时候是不是知道了弟弟要杀自己？”
孟子答道：“怎么会不知道？象忧愁了，舜也忧愁；象高兴了，舜也高兴。兄弟两人心灵相通，舜怎么会不知道？”
万章问道：“那么，舜的高兴是假装的吗？”
孟子讲了一个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故事，继而说道：“象既然假装成关心哥哥的样子，舜便真心相信了他而高兴了起来。怎么能说舜的高兴是假装的？”
万章又问：“象已经把谋害哥哥的事当作自己的日常工作了，可是，在舜做了天子之后，却仅仅是流放了象，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答道：“是有人说舜流放了象，而其实是舜封象做了诸侯。”
万章很是不解：“舜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把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之君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从此天下归服。天下为什么归服，就是因为惩处了不仁之人，但是，象是最不仁的一个，舜却封他以有庳之国，有庳的百姓有什么罪？同样是坏人，如果是别人就加以惩处，如果是自己的弟弟就给他封国，难道仁人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吗？”
孟子答道：“仁人对于弟弟，有怨恨而不藏在心里，只是亲爱他罢了。亲他，便要使他贵；爱他，便要使他富。舜把有庳封给弟弟，正是要使弟弟又贵又富。如果自己当天子，弟弟却是个老百姓，这还可以说是亲爱吗？”
万章又问：“为什么又有人说象是被舜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