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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正义的伸张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想象的“正当途径”，尤其是对于元咺来说。因为，就算元咺可以效法伍子胥，但也不能像伍子胥那般名正言顺——伍子胥向楚平王报的是父兄之仇，叔武和元咺却不是这种关系，甚至卫成公和叔武才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相比之下，元咺只是一个外人罢了。而就算元咺要给儿子元角报仇，为什么在元角被杀的时候自己仍然尽臣道、奉君命呢？
事实上，元咺当真找到了一个非暴力的解决方案，即诉诸一个更高的权威。
随着城濮之战与践土之盟的结束，晋文公业已确立了诸侯霸主的地位，元咺便把官司打到了晋文公那里。诉讼得到受理，只是因为有礼法的限制，国君之尊不宜亲自与臣子对质，于是，宁武子辅佐卫成公出庭，鍼庄子作为卫成公的替身，士荣则以大士的身份代卫成公答辩。
判决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晋国人便将他押到周王城囚禁起来，并且处死了士荣，砍了鍼庄子的脚，唯独赦免了宁武子，让他为卫成公供应衣食。
之所以将败诉的卫成公押往周王城，是因为从法理上讲，只有周天子才有最高的裁决权力，最后该怎样处置卫成公理应由周天子决定。《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周襄王对卫成公的发落经过：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处死卫成公，但周襄王拒绝了，理由是“君臣无狱”。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不应该有官司可打的，元咺虽然理直，但毕竟是臣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意见并不重要。倘若君臣之间可以诉讼，那么父子之间岂不是也可以诉讼了？如此则败坏了上下尊卑的次序。何况为了臣子的缘故而杀掉君主，这根本找不到适用的法律。
在周襄王看来，元咺作为臣子，“顺服”才是第一义。这种顺服，应当是一种“孩子般的顺服”——这个短语是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时候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说的，其原话如下：“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上至皇帝的社会各阶层，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列宗都在传播这种礼俗和义务。他们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经书典籍、所有家庭内部的和社会公共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国方法，统统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1）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孩子般的顺服”难道就意味着正义注定无处伸张吗？诚然，元咺在这件诉讼当中绝对占理，周襄王对此也并不否认。所以周襄王的观点看似有点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元咺理直，另一方面认为即便元咺理直也不可依从。这样的判决是把等级秩序置于是非之上，也就是说，认为在是非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个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
（1）见（德）赫尔德著《中华帝国的基督化》，出自（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