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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与晋文公，一个苦心守旧，另一个刻意维新；一个是以道德求利益，另一个是以利益求道德。整件事里，诉求和利益真正拉开距离的也就只有元咺一个了。但是，若从卫国的国家利益来看，卫成公杀了叔武，回国复位，即便叔武和之前的元角都无辜而死，而从“大局”来看，卫国也该自此太平无事了。偏偏元咺多事，要向国君讨还公道，这才致使国君蒙难，卫国最高权力再次出现真空。
我们不妨试想一个问题，至今仍被称为贤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年为了登上帝位而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谋杀同胞兄弟，屠杀兄弟诸子，还把弟媳纳为己有，又逼迫父亲逊位，那么，这样的人，这样的作为，无论以任何时代的主流道德观衡量之，都足以当得起“禽兽不如”四字，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也有元咺一般的臣子，刻意要向李世民讨还公道，我们会如何来做评价呢？
可想而知的主流评价是，对政治人物不应该看其私德。——这依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计算方式，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执着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心中“义”与“利”的一致性。不过眼下最要紧的问题是，元咺可以找晋文公审理卫成公的是非，或者说请晋文公来干涉卫国内政，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对于这位业已实现“四海一家”的天可汗，纵使真有某个元咺式的人物，又该去哪里寻求仲裁呢？
于是，晋文公的角色就只能到现实世界以外去寻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