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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轼的这个奇谈怪论或许是从《通鉴》就玄武门之变的一段“臣光曰”衍生而来的，（1）当初司马光推许唐太宗之功，贬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不得不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而据《河南程氏遗书》的记载，司马光于《通鉴》修到唐史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程颐有过讨论，程颐问司马光敢不敢为唐太宗“正篡名”，司马光并无异议；接着，程颐辨析《春秋》微言大义，认为即便是魏征这样的千古名臣，也因其对皇太子李建成的变节而为“王法所当诛”。（2）
程颐希望在史书里把唐太宗定性为“篡国之君”，把魏征定性为“当诛之臣”，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者肯定都不会赞成。的确，理学家的道德标准总是更高一些，考虑问题也总是更单纯一些。但是，同样对这件事，宋人真德秀也有论及，却以“理学正宗”的身份推衍出了一个“天理”的结论：贞观十年，唐太宗的几个弟弟要动身去往各自的藩国，在饯别之时，太宗颇为伤感地说道：“兄弟之情，总愿意常相共处，但以天下为重，不得不作分别。儿子没了还能再生，兄弟没了却不能再得。”说着说着，便呜咽流涕，不能自已。真德秀评论说，唐太宗这番话应当是有感于李建成和李元吉之事吧？兄弟之情是天伦至情，虽然有时候会被利害关系所遮蔽，但这毕竟是天理之真，不可能永远都被遮蔽。如果唐太宗能因兄弟之情的这般流露而知晓天理之不可昧，那么天理也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上。可惜唐太宗没能做到。孟子提出过所谓“四端”的说法，“四端”应当充而广之。唐太宗与诸王作别，言语之间大见恻隐之心，只是不知道把这恻隐之心充而广之，实在可惜可憾！（《大学衍义》卷八）
论及恻隐之心，便是把问题诉诸人性，所谓“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一）至于真德秀这个“四端”的说法，本是孟子的一个经典概念，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这所谓“四端”也就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仁、义、礼、智的苗头，苗头需要扩而充之，就像火会越烧越旺，就像水会越流越急。这个“扩而充之”非常关键，如果一个人能把这“四端”很好地“扩而充之”，便“足以保四海”，如果做不到“扩而充之”，便“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提孩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陆九龄诗），在孟子看来，这“四端”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人可以“扩而充之”，有的人却做不到。那么，既然“四端”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当然就属于“天理”——这就是真德秀加诸其上的理学概念，倒也恰如其分，与孟子之学一脉相承；这一学说发展到后来，又有明代心学巨匠湛若水从这“扩而充之”里边推导出“随处体认天理”的著名主张，王阳明则指之以为“良知”。
宋代理学对孟子的“四端”概念有了很大的发挥，把义、礼、智统于仁之下，再扣上一个“天理”的帽子，如陈淳所谓“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然后义也好、智也好，分别万端，浑然也都是天理流行，此说当本于程颢那篇有理学发轫之功的“学者须先识仁”之论。更有陈埴著名的《四端说》，传理学之精义，把“四端”提升到“太极浑然之体”的地位。
那么，以理学眼光来看，唐太宗既属人类之一员，必然也和所有人一样具备“四端”，并且在送别诸王的时候明显表现出了“四端”之中的恻隐之心。那么，按照孟子与真德秀的逻辑，如果唐太宗把这个恻隐之心“扩而充之”，自然就“足以保四海”。而在真德秀这位理学大宗看来，唐太宗是不达标、有污点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设李建成和李元吉当真昏庸得不可救药，以至李世民若不搞政变的话，这两兄弟就会亡国，又该如何取舍呢？
（1）《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2）见（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出自《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