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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恩荫以宋代为最。赵翼《廿二史劄记》有一节专论宋代恩荫之滥，提到当时恩荫最滥时，一人入仕，则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甚至连门客和私人医生都有官做。
这样的乱象当然会激起一些良知之士的不满。宋代学者李觏就抱怨说，一人通籍则旁及兄弟，下至曾孙之子，坐吃国家的好处。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难。（《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恩荫太滥，就意味着寄生虫太多。这样的特权泛滥现象不仅仅会引起有识之士的道德忧虑，首当其冲倒是功利问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当然，在主流认识里，恩荫本身实有道德依据，如果立国的道德合法性获得了普遍认可，祁奚所谓“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的观点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功利意义上都有着稳固的立足点。而相应的是，如果赏功所针对的是家族而非个人，那么罚过所针对的也应该是家族而非个人——前述禁锢奸臣子孙的事情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说明。
是的，如果先人的亲、能、功等可以荫及家族与子孙的话，那么罪过是不是也应当适用同样的原则呢？也就是说，是否连坐、灭族之类的残忍手段也和“八议”享有同样的道德依据呢？
事实上即便是鼓吹仁政的孔子也提出过支持连坐的主张。在以往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的《孔子家语》里，孔子对弟子冉有如是说：“大罪有五种，杀人是最轻的一种。这五种大罪及其相应的惩罚是，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污蔑周文王、周武王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杀人者罪及自身。”（《孔子家语·五刑解》）
孔子所提出的前四种大罪的共性，是对社会安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不良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在孔子的刑法观念里，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寻求正义并不在核心考虑之内，而“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一种完全功利性的考虑才是第一位的。
即便我们在寻求正义的角度来思考连坐的合理性，也会发现，一个人如果可以以功劳荫及子孙，罪过却仅仅及于自身，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允许功劳可以荫及子孙的话，似乎也应该同样使罪过可以殃及子孙。
古人确乎在政治实践当中寻求过这种“公正”，使罪过不但可以殃及子孙，甚至可以殃及祖先。与石圃“以守石氏之祀”相应的是，灭族在古人的观念里不仅意味着绝后，而且意味着绝祀。绝祀是最严重的不孝，因为祖先的灵魂会因为缺少后人的祭祀而陷入“挨饿”的困境。灭族所消灭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所有在世成员的肉体，还包括其所有去世祖先的无辜灵魂。所以赏功及于子孙，意味着光宗耀祖，祖先非但会赢得荣誉，而且会一直享受丰盛而不辍的祭祀——通俗言之，就是飘**在神秘地界的祖先灵魂从此可以吃到更好的伙食了；罚过及于子孙，则意味着祖先的灵魂受到了后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牵累，因断绝祭祀而或灰飞烟灭，或变为厉鬼在人间作祟不止。（1）
一个家族永远是一个整体，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向上要对故世已久的祖先负责，向下要对无缘谋面的子孙负责，大家永远荣辱与共。由此而来的道德自豪感与道德负担，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所能轻易理解的。
（1）《左传·昭公七年》有“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礼记·祭法》有“泰厉”“公厉”，郑注谓古代帝王绝后者为泰厉，诸侯绝后者为公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