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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人属于鲜虞一脉，而鲜虞是晋国周边的各类夷狄之一。换言之，鼓人并不在华夏系统之内，对于晋国而言，鼓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荀吴讨伐鼓国，看上去大有仁义之师的做派，在仁义原则面前对本国人与外国人，对华夏与夷狄，对自己人与敌人，一视同仁。这样的道德标准即便在醇儒看来亦属难能可贵，因为在华夷之辨的大原则里，华夏士人堂而皇之地蔑视夷狄，视之为禽兽之属，不当他们是对等的人类。人类对于禽兽，既可以杀戮，也可以欺诈，人类对禽兽讲仁义正如东郭先生对蛇讲慈悲一样。荀吴之所以没有如宋襄公那般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名扬后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最后以仁义赢得了胜利。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荀吴其实并不迂腐，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懂得审时度势、奸计百出的人。假如史册对荀吴的记载到此为止，我们或许会相信他的仁义，然而无论是荀吴还是鼓国，在《左传》的后文里都有耐人寻味的后话。
仅在伐鼓之役的两年之后，晋顷公派屠蒯入周，请周天子准许自己派人祭祀洛水与三涂山。听上去这是一个平常且合理的请求，但周室的智者苌弘从中看出了一点异常，于是叮嘱同僚刘子：“我看晋国的客人脸色不善，恐怕是要以祭祀为名去攻打戎人吧？陆浑之戎最近与晋国的对手楚国走得很近，晋国一定是要去攻打他们，您不如借此机会早做部署。”
九月丁卯日，晋国再次以荀吴为主帅，大军从棘津渡河，派祭祀官整备牺牲祭祀洛水，仿佛真的是为了祭祀而来。陆浑之戎因此毫不防备，结果被荀吴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周王室因为早有准备，借机捕获了许多逃亡的戎人。（《左传·昭公十七年》）
仅仅两年之隔，晋国主帅荀吴前后判若两人。虽然同样是讨伐戎狄，但前者仁义得近乎迂腐，后者诡诈得近乎狡狯。而事情并非到此终结，又四年之后，鼓人叛晋，复归鲜虞。翌年，荀吴再度伐鼓。这一次伐鼓的手段是，荀吴率军巡行东阳，完全隐藏起真实的军事意图，然后派军队伪装成籴米的人，背着皮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乘机突袭鼓国，一战功成。（《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这样的一位荀吴，真让单纯的读者有些看不清了。
宋人吕祖谦分析荀吴前后之异，说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当初围困鼓国，荀吴完全胜券在握，故而示以信义，以博美誉；后来讨伐陆浑之戎，陆浑有强大的楚国作为后盾，再行仁义之师只会自取灭亡，故而改仁义为诈谋。所以可以推知，荀吴的仁义只有在无关利害时才会用到，根本不是发自至诚。假仁假义当然无法服人，所以数年之后鼓人再次叛晋而归附鲜虞。倘使荀吴当初三擒三纵皆出于至诚，则鼓人虽十世也不会叛晋。荀吴二度伐鼓之所以使出诈术，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此前的许多信义手段此时此刻已不再行得通了。（《左氏传说》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