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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软化了战神的心，科里奥兰纳斯代表伏尔斯人与罗马缔结合约，撤兵而去。不难想见的是，科里奥兰纳斯那率真与张扬的个性无论在哪里都会给自己树敌无数，而这次撤兵终于给了敌人以足够的口实，伏尔斯将军对他隐忍许久的嫉恨终于寻到了发作的机会。民众再一次被挑唆起来，对科里奥兰纳斯高声喊“杀”，这情景仿佛是“必须执行！必须执行！”那个桥段的重演，只不过从罗马人民变成了伏尔斯人民。
这一次，伏尔斯贵族的理智斡旋没能救回科里奥兰纳斯一命，他终归是一条独龙（alon），群众注定是他的天敌，他注定会被群众杀死。
科里奥兰纳斯是一个个人尊严至上的人，对他的这种姿态，无论在罗马还是在罗马的宿敌伏尔斯人那里，只要是贵族阶层的人都会生出同情和赞许之心。当他在被放逐之后投奔伏尔斯人时，伏尔斯的统帅奥菲迪乌斯，这个曾经十二次败在他手下的人，这个恨不得对他食肉啮骨的人，却激动得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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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weoRome，butthat
Thouartthenish'd，wewouldmusterall
Fromtwelvetoseventy，and，p>
IntothebowelsofungratefulRome，
Likeaboldfloodo'er-bear。
（大意：尊贵的马歇斯啊，就算我们对罗马不怀仇恨，仅仅是听说你被他们放逐，我们也会集合起所有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男人，将洪流般的战火倾泻在忘恩负义的罗马头上。）
对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和战士来说，个人尊严而非国家利益才是自己的生命之本。他们为国家利益而战，但是，他们不容许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尊严之上。
他们首先是人，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有尊严的个人，其次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国家损害了他们的个人尊严时，他们认为自己有十足的理由对那个不值得效忠的国家进行报复。他们不认为是国家无私地养育了自己，反而是自己以不可替代的能力与贡献捍卫了国家。换句话说，对于国家，他们自居为施恩者而非受惠者，那些品格卑劣、反复无常、作为个体时唯唯诺诺而聚集成群时胆大妄为的同胞，他们根本不配拥有那种决定他们保护者的命运的权力。任由没有个人面目而只有群体面目的卑贱群氓无所忌惮地对任何高贵者做出判决，这样的场面不仅邪恶，而且丑陋。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反抗，才符合人性的本真。
而最后压服科里奥兰纳斯之反抗的，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是与生俱来的亲情，这同样是一种人性的本真。从这层意义上说，面对母亲与妻儿的跪阻，对于科里奥兰纳斯来说，是一种人性的本真压服了另一种人性的本真。
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尽管做错了一件又一件事情，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忠于人性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无法接受科里奥兰纳斯为了泄一己之私愤而投靠敌营反攻祖国，却必须承认，若沿着他的本真情感磕磕绊绊地一路走将下去，终于会走到人道主义的阵营里来；而沿着贺拉斯兄弟和布鲁图斯一路走去，稍一不慎就会走入恐怖的集权。
这个道理，中国的先哲比西方人明白得更早。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过老师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做才对呢？”在儒家传统里，舜是理想化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化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理想化的坏分子，和小儿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设计毒计，务要把舜害死。尽管瞽瞍是一个坏到令人发指的父亲，舜却始终是一个无怨无艾、一心尽孝的好儿子。那么，桃应的问题我们便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坏父亲杀了人，应该怎样处理才对？
孟子给了一个极其简略的回答：“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所以桃应继续追问：“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依然没有释惑，继续问道：“舜又会怎么办呢？”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即便古人也不能够完全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桃应的问题便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也就意味着，舜在父亲被捕之后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显然有违孝道，在儒家理论上并不那么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