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对于此时的舜而言，天子身份与儿子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孟子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海滨住下来，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我们来把孟子的意见整理一下。当天子的父亲杀了人，法官该做的是正常执法。天子该做的事则要分成两个步骤：一，履行天子的职责，不去阻挠正常执法，听任父亲被捕；二，履行儿子的职责，偷偷把父亲救走，一同逃离国境，同时也就放弃了天子的职务。当瞽瞍被捕之后，我们用明代学者马明衡的话说就是：“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
那么，孟子的这个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则主要信息：一，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二，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就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孟子似乎也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么，假如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孟子会怎样回答呢？
其实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对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这个答案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起来。也就是说，无论是瞽瞍犯罪，还是舜背着父亲逃亡，每个问题孤立来看都有妥善而具体的正义方案，但当这些问题搅在一起，虽然各自的方案依然不变，但看起来就不太令人舒服了。
按照儒家的原则，解决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受害者家属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天涯海角追捕杀人凶手，甚至不妨手刃仇人；皋陶，那位公正的法官，应该做的则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不懈地追捕逃犯，直到将逃犯（瞽瞍和舜两个人）缉捕到案为止；瞽瞍应该做的是投案自首，主动认罪伏法（显然他不会这么做）；舜应该做的是继续协助父亲潜逃，永远别被官府和仇家找到……也就是说，不同的角色对这同一件事各有相应的“正确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各自“正确的”解决方案彼此之间存在冲突。
所谓儒家传统与法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儒家鼓励犯罪者的亲属包庇罪犯，也鼓励受害者的亲属不经过执法部门而手刃大仇。这如实地反映出儒家思想所诞生的土壤是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时代（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确“文明”了不少），然而也正因如此，这样的思想比之我们现代所熟悉的各种“文明化”的社会规范更加自然地贴近人心，贴近人的本性。
是的，如果你的至亲骨肉犯了罪，你天然地就想包庇他；如果你是受害者的亲属，你天然地就想手刃仇人。儒家传统认为，这两者都是出自天然的亲情，都是孝道的体现，都没有错。
骨肉亲情是人之常情，但国法不是。而骨肉亲情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基石，国法可以说是在血缘伦理上衍生出来的社会伦理，所以当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很自然的选择便是以亲情为重。毕竟对至亲的爱胜过对远亲的爱，对远亲的爱胜过对陌生人的爱，这是天伦，儒家便是由此整理出仁爱之说，亦即等差之爱。
儒家认为，维护仁爱不但是维护天伦，甚至是首要的政治纲领。《汉书·刑法志》讲仁爱的意义，说人在生理条件上比不过动物，之所以比动物高贵完全在于智力，人要依靠智力以群体合作在天地之间博取生存，而如果没有仁爱，人就不能组织成群。
这就是说，仁爱是人类维系群体组织的最重要的生存原则，而舜的所作所为恰恰体现了仁爱精神，即使他们给社会造成了一些困扰，但仍然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在这里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具体的人性。朱熹深为赞同的一种意见就是：舜在偷偷背着父亲逃走的时候，心里只有亲情，根本无暇去计较什么是非对错。
看来我们可以说舜是一个好儿子，但他是不是一个好天子呢？在孟子等人看来，正因为舜轻易地为了亲情而放弃了天下，他才是一位好的天子，假若他以天下为重，大公无私，反而是个不称职的天子。换句话说，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你怎么指望他会是一个好天子呢？（我们不难想象，假如他们知道了布鲁图斯和贺拉斯兄弟的故事，究竟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这就意味着，即便站在天下生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也一样应该认同舜的做法，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舜抛弃了天下人，这固然对民生不利，但如果他大义灭亲，由得皋陶秉公执法，那么可想而知的是，这样一个灭绝人伦的天子一定会给天下带来更大的灾难。
儒家的理想君主和道家的理想君主在这一点上相当合拍，他们都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全心全意为民造福的人，反而是最不把天子的地位和天下的事务放在心上的人。只不过在细微的差别上，道家认为天下事不如自己重要，儒家认为天下事不如血缘天伦重要；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去爱别人，一个不关心家人的人怎么可能心怀天下？
甚至就连法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似的看法。韩非子正是先秦诸子当中极具功利色彩的人物，但他也有贬低巧诈、推崇拙诚的时候。当然，这道理经韩非子讲来，肯定不是出于正义性的考虑。韩非子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乐羊的。魏国的将军乐羊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抓了乐羊的儿子烹成肉羹送给他，乐羊不为所动，径自把一杯肉羹吃光了。魏文侯听说之后，大受感动，对堵师赞说：“乐羊为了给我打下中山国，不惜吃了自己儿子的肉。”但堵师赞不以为然：“他连儿子的肉都吃，还有谁的肉不吃呢？”于是，待乐羊攻下了中山国，魏文侯虽然赏了他的战功，却怀疑他的心迹。
第二个故事恰恰与之相反，是说孟孙猎得一只小鹿，安排秦西巴把它运回去。一路之上，母鹿一直尾随在后，止不住地悲啼。秦西巴于心不忍，就擅自把小鹿放掉了。孟孙大怒，赶走了秦西巴，但不久之后又召他回来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为孟孙驾车的人不解道：“先前怪罪他，现在却召他来做孩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道：“他对小鹿尚有不忍之心，何况对我的儿子呢。”
唐代诗人陈子昂用诗的语言重述过这两则故事：“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陈子昂这首诗加重了故事的说教色彩，而事实上，儒家和法家虽然势同水火，在这个由基本人情而推己及人的主题上却不存在任何龃龉，因为这正是周代的公共知识背景。人们普遍相信，一个灭绝天伦、泯灭人性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即便他不惜巨大的牺牲来为你做奉献，你也最多只可以利用他，却不能信任他。清代顺治帝亲自撰写过一部《资政要览》，存心为朝野与子孙立准绳，其中论及乐羊，便说他“灭绝天性，则人伦所不齿也”。
[英]G。汉缪尔顿原画，[英]J。卡尔德制作版画《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第五幕第三场插图》EngravedbyJamesCaldwellfromthepaintingbyGavinHamilton，AeIIIofShakespeare'sus，1803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于科里奥兰纳斯的人物，最著名者莫过于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国人，他的父亲和兄长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本人原本也在当杀之列，只是他逃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终于在多年之后找到机会，策划了柏举之战，引吴国军队入侵了自己的祖国楚国。
这场侵略战争颇具侮辱性质。据《左传》记载，吴军在攻破楚国都城之后，从国君到将领，依照地位高低，分别住进了楚王的宫室和贵族的家室。《穀梁传》的版本是，吴国国君住在楚昭王的寝宫，占有了楚昭王的妻子；吴国大夫们也分别住在楚国大夫们的家里，占有了楚国诸大夫的妻子。《吴越春秋》的版本更见详细，说吴王阖闾以楚昭王夫人为妻，伍子胥、孙武、白喜以楚国贵族子常、司马成的夫人为妻，意在侮辱楚国君臣。《史记·伍子胥列传》还载有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坟墓而鞭尸泄愤的事情，并且高度赞扬了伍子胥，说假如当初伍子胥随着父亲一道求死，那么他的人生与蝼蚁何异，哪如现下这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不知道伍子胥当初若有母亲和妻儿劝阻自己，最后会不会班师而去。但科里奥兰纳斯若没有遇到母亲和妻儿的跪阻，一定也会做成伍子胥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