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人的批判中，他演奏着
现在的人常说，人生主要是拼爹，家里有矿就不用奋斗了。但这话也不全对。比如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真的家里有矿”的人，他的童年过得其实就不咋幸福。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爹在他出生时还是一个勘矿工程师，等到小柴九岁的时候，柴爹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当上了冶金工厂的老板。于是，小柴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场主少爷。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很美好，不是吗？但你要看小柴出生在一个什么国家，又赶上了什么时代。
在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像柴爹这种“中产阶级”，绝对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图钉型社会，由一大群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被奴役的农奴和极少部分拿走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大贵族所组成。在经历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改革后，中产阶级好不容易在这片冰天雪地中长出来了那么一点，但依然生存艰难。因为两位大帝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想跟同时代的英法一样，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些中产者的权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当时的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啥？无非是等着沙皇陛下收割的高级韭菜而已。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像柴爹这种人，不过是靠贵族们享用宴席之后的一点残羹剩饭过活。所以，他虽然名义上是个工场主，但活得其实也很辛苦、很焦虑。
一句话总结就是，当时的俄罗斯中产阶层本就薄得像一层纸，而他们的人生则更是比纸薄。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经历，柴可夫斯基的爹对一个问题想得很通透：既然横竖是给贵族老爷舔盘子，那为什么不舔个铁饭碗呢？于是他给柴可夫斯基规划的“光明前途”是这样的：好好学习，读法律，毕业后考公务员，去圣彼得堡从十四等文官干起，一辈子慢慢在体制内混……这样的人生规划，在同时代西方中产者那里肯定是不屑于想的，可是在当时的俄罗斯，与柴可夫斯基的爹有同一想法的父母肯定不少。比如，我曾经讲过的大文豪果戈里，他家是乌克兰地主出身，可他父母为他规划的人生道路居然与远在乌拉尔的柴爹规划的高度类似。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其实只有这条路算中产阶级升迁的正道。你看，这不内卷了吗？只能说在一个乏味而焦虑的年代里，“靠谱”的人生也是同样乏味、焦虑而雷同的。
可是，既然大家都这样想，千军万马要抢过独木桥，那么，一个熟悉的剧目就要上演了——“鸡娃”。
柴可夫斯基的童年，过得应该是非常不幸福的。从小父母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好，以便能被法学院录取，此外还要培养他各种特长。他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大贵族们都附庸风雅，想要巴结领导，想要每场舞会都能接到邀请函，你一个小文官凭啥出头啊，能弹好钢琴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柴可夫斯基的爹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想在柴可夫斯基人生道路上打打辅助的钢琴学习，却意外地帮柴可夫斯基发现了他满身的艺术细胞。
相比于枯燥无聊的法律和更加枯燥无聊的小公务员日常，柴可夫斯基发现艺术世界是那样瑰丽美好，能够让他那颗脆弱敏感的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与飞翔。于是，到了二十二岁那年，柴可夫斯基主动跟家里提出：公务员的活我不干了，我要离开体制，为艺术献身！
你可以想象，柴可夫斯基的爹听到儿子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一辈子在这个世道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总结经验教训，给你小子指了一条安稳的明路，你倒好，为个“追梦”就把铁饭碗给砸了？这梦你在当时的俄罗斯追得起吗？
于是，父子俩大吵一架，父亲给小柴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想追梦，那以后就别想再拿家里一分钱资助了。于是，柴可夫斯基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批判，来自他父亲。但面对这场批判，柴可夫斯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走自己的路，让老爹说去吧”。他爹估计当时也很吃惊，从小当乖宝宝的柴可夫斯基，出走得居然这么坚决。
这里我们就要聊到柴可夫斯基这个人的性格了，他的性格非常有代表性，尤其对成长于“鸡娃”环境的人们来说。曾经有一位母亲焦虑地问我：一个孩子，如果在“鸡娃”环境下长大，会是怎样一种性格？我给她的回答是：您去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知道了。我曾看过某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分析柴可夫斯基精神现象的文章，文章说这个人属于典型的精神衰弱型性格，或称为焦虑怀疑型性格。他一生的成就与不幸，就是由这个性格所决定的。
由于儿童时代成长在一个时刻由焦虑、否定和刺激构成的环境中，这类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会经常性地反省和自责。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行为放到负面的环境中去分析，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不足，并进行自我否定。去看柴可夫斯基留存的那些为数众多的书信，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信中，几乎每一页上都会有诸如“这是我的罪过”“我有缺陷的天性”“我是那样的令人讨厌”“我是丑陋的”这样的字句。
这种经常性的自虐式自我否定，绝对不是柴可夫斯基感情用事或心血**，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理现象，是经常被督促、被否定、被焦虑刺激的童年经历让柴可夫斯基有了这块心病。事实上，如果你观察俄罗斯同时期中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们，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同样的“精神自虐”。对于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种心理，实在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症候群。
而柴可夫斯基的这种精神衰弱型性格，也反映在了他的音乐中。对比同时代德奥英法等国的古典音乐大师，你会发现柴可夫斯基很特别，他绝对不是写不出那些优美动听或激昂壮阔的旋律。如果他愿意，在旋律的动听性上，他本可以成为整个古典音乐时代的翘楚。但很奇怪，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体现正面情绪的旋律总是不那么稳定，往往听着听着，就会感到旋律在一些出其不意的地方拐了弯，突然转向疑问、沉寂、阴郁或者焦虑。当然，高情商的说法是，情绪的多变与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迷人之处，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的沉沁，土一样的质朴，雾一样的神秘。除去柴可夫斯基，你很难再找到一个音乐家能将如此多情绪杂糅得这么完美。
可是，在情绪的复杂多变之外，你又能感觉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坚持，以及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基调。这种倔强，应该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鸡娃”们在不断被否定和被督促的同时，一定会被设立一个目标，并被要求一定要达到。这导致了他们的人生始终是有一种指向性的。长大后，当他们否定了父母的那个指向之后，除了报复性地“躺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达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惜耗尽一生。柴可夫斯基显然属于后一种。他是那样犹疑而又执拗地走上了音乐家之路。在从体制与父亲为他规划的人生中出走之后，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非常决绝而又勤奋。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后世的乐评家们在评价柴可夫斯基时，似乎很少提及他其实是个很高产的作曲家。
从表面上看，柴可夫斯基一生大约有169部作品传世，这个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可是你要知道，柴可夫斯基这辈子只活了五十三岁，而且跟莫扎特、门德尔松那种从小就被当作音乐家来培养的天才不同，柴可夫斯基少年时代的音乐都是背着他爹偷偷创作的，而且很多都是交响曲、歌剧、芭蕾舞等大规模音乐。如此说来，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比照一下时间表，你会发现，从1854年到1878年，柴可夫斯基每年最少会出一部作品，而最多的一年居然创作了25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不是在赶稿，就是在赶稿的路上，几乎不眠不休地创作这么多作品，这一方面是柴可夫斯基执拗的创作理想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他想要通过“努力搬砖”多挣钱，来证明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当中，他无数次地提到过这件事。焦虑怀疑型性格的人，是需要他人和外物给予的肯定才能维持住自己心目中对自我的定位的。所以，柴可夫斯基就疯狂地创作，以便用获得的掌声与金钱来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所以，柴可夫斯基是复杂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同样试图靠卖曲为生的斯蒂芬·福斯特是怎么穷死的。应当说，相比于福斯特，柴可夫斯基显然是幸运的。当时的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同样被欧洲国家嘲笑老土，但土的方式不一样，美国人“土”得平均而自由，艺术在那里是真没有市场。而俄罗斯确实是一个农奴啼饥号寒、上层贵族却酷爱附庸风雅的社会，所以艺术家在这种社会里，其实还是有的赚的。
大洋彼岸一辈子吃土的福斯特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比如，柴可夫斯基应莫斯科大剧院院长之邀创作的不朽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下子就为他赚到了八百卢布。“爆款”芭蕾舞剧《天鹅湖》，暴躁沙皇，含泪点赞。
所以，柴可夫斯基的收入水平，是远超俄罗斯当时底层人民的温饱平均线的。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俄罗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太大。同时代另一位“文青”，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家是世袭伯爵，年收入都是一两万卢布，柴可夫斯基的那点收入跟他一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描述，说身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柴可夫斯基生活贫困，需要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接济才能度日，梅克夫人给他断供之后，柴可夫斯基很快就忧贫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