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说：“你要觉着产品有争议，我们可以撤回来，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侵权。”思科说：“你要是承认，这事儿咱就算完了；你要是不承认，咱们就没完。”华为说：“承认了我也知道没完，我肯定不承认。再说，我也没犯什么事，干吗要承认？”
双方交涉无果而终，都非常不愉快。大家都明白，这仅仅是暴风雨的前兆，一场激烈的暴风雨已经在酝酿之中，真正的较量很快就要开始了。
一个是国际巨头，另一个是后起之秀，双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华为一让步，就是承认侵权，那么华为的产品、形象将一落千丈，国际客户不敢再买华为的产品，因为使用侵权的产品是有法律风险的。对华为来讲，是退无可退，只有迎难而上。所以华为和思科都不再谈了，开始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和外部资源。
华为表面上对思科非常强硬，私下里立刻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体检，万一美方的指责是成立的怎么办？当时负责华为研发的副总裁费敏，带着技术小组对自家的产品进行体检，体检完，华为高层的底气变得十足，因为大家发现自家的产品跟思科的产品没有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健康度非常高。
但思科并不接受这个结论：“你们自己体检，这个结论没有公信力，我们不接受。”思科以及很多美国企业的经验就是，中国企业喜欢息事宁人，最怕惹上官司，“屈死不见官，冤死不告状”。
在中国，司法诉讼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行为，有时候受得了经济成本，却受不了时间成本，所以很多企业一看要打官司就想息事宁人，说“你开个价，咱别打官司了”。
思科以为华为也是这样，但是华为其实退无可退，再加上经过自己体检，发现自己的产品非常健康，华为于是挺起腰板，据理力争：你让我们撤回产品，这是可以商量的，但让我们承认侵权和赔偿，对不起，我们不接受。什么？你要打官司？那我们陪着就是了。
在交涉的过程中，华为从美国撤回了已经销售的十几台涉嫌侵权的路由器产品，但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华为主动从美国撤出产品的举动，被当作侵权的证据。当时，美国媒体一窝蜂地指责华为一定是侵权的——在中国这么落后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么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所以一定是模仿、抄袭、侵权的。
这种长期以来的狭隘观念导致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
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从这桩官司一开始，就对华为侵权做了确定性报道。它们甚至怀疑华为如此大的一家公司没有上市，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股权安排。
3前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克拉夫林说：“这起案件引燃了烟，虽然并未酿成火势，但你需要知道烟从何而来。让我们来看清楚，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定思科是对的，而华为是错的——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接受这种误导。”
美国有些人说不用看说明书就可以直接用华为的产品，所以华为的产品一定是抄袭而来的。我觉得这个理由没有任何的道理，老司机不用看说明书，照样什么车都会开，因为车都大同小异，你能说奔驰抄袭了别克吗？
但是思科的工程师又找出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证据”：思科产品里有个漏洞，同样的漏洞也出现在华为产品中。这说明两者在底层架构上是一样的，这就是抄袭的证据。不但当时美国媒体这么认为，我们国内相当一部分媒体也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华为和思科的战争还没有正式开打，舆论战就先行了，第一回合，思科完胜，成功地让社会大众和媒体相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而且思科很鸡贼，他们专门因此拜访了中国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表明了捍卫专利技术的决心，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向中方施压，思科利用媒体舆论，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到考验中国政府是不是真正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意志。换句话说，中国政府要是出手相助华为，思科就认为中国政府支持山寨产品，搞得中国政府进退两难。靠着这种手段，思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信息产业部的一名官员说，政府绝对不会给华为政治上的任何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做是对的。桥归桥，路归路，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如果搅到一起，就没法转了。
那么爱国跟爱华为该怎么区分呢？有人说，我们爱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爱华为。也有人不同意，说，我不爱华为，但是我爱国，这二者不矛盾。
我觉得我们要把基本的逻辑弄清楚，一个爱国的君子可以喜欢华为的产品，但一个不喜欢华为产品的人也可以是爱国的君子。
后来，任正非在接受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说自家的孩子用的都是苹果的产品，但是，这能说明他们不爱华为吗？毫无疑问，他们爱华为的感情都是真挚的，他们只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而已，仅此而已。
2003年1月24日，思科酝酿已久的行动终于实施了，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对华为侵权提起了诉讼。他们的诉状很专业，长达77页，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
这是华为出海以来碰到的最大挑战。自从思科全球副总裁离开华为，任正非对这场诉讼就有预料，只是没想它到来得这么快。1月24日离当年中国春节还有九天，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一，任正非极具黑色幽默地说：“哎，这是思科送给华为的一个意外的春节礼物啊。”
玩笑归玩笑，那段时间华为内部乌云密布，每个人忧心忡忡，心里像压了铅块一样。如果思科这次胜诉，华为未来很长时间将不可能进入美国市场，前期的苦心经营也会毁于一旦。
有人说，干脆我们出个奇招，把整个产品的源代码公开，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侵权。可是这样一来，华为的商业机密暴露于天下，所有核心竞争力就没了。
“疾风知劲草，板**识诚臣”，风雨真正到来的时候，才能看出哪些人是雄才大略、哪些人在纸上谈兵。
任正非这时候反而特别冷静，没有被这些因素干扰，他派出了大将郭平（当初就是他把郑宝用介绍到华为的，此时是华为的副总裁）到美国去，担任此次诉讼的总负责人。
临行之际，他对郭平说了十个字：“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意思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华为如果怯战，就没有谈和的机会。华为主动将有嫌疑的产品退出美国市场，换来的却是讥讽和嘲笑。
这次如果再过度依赖和解，华为会很被动，不但蒙辱，下场还会很难堪。
任正非深深地明白和解和获取赔偿根本不是思科的目的，思科太有钱了，思科的目的是通过诉讼在全球市场遏制华为，保证思科全球独大的地位。
所以，面对思科的打压，任正非主张采取全面开花的策略：第一，用法律来制定应对的策略和方法；第二，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第三，思科用媒体来忽悠大家，那么华为也用舆论战告诉大家真相。
就这样，华为成立了由郭平、费敏、洪天峰等数位副总裁，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数据产品研发、市场、公关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应诉团队，组成一个“豪华天团”。
春节之前，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和徐文伟赶到了美国。几天之后，李杰和华为负责国际法律事务的陈树实也随后赶到。郭平赶赴美国的时候非常匆忙，就带了两件衬衫，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半年。
就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华为和思科正式走上了擂台，开始掰手腕，锣声一响，双方开始了近身相搏。
思科的公关能力非常强大，在这次诉讼之前，思科在全球投放了1。5亿美元的广告，成功地让全球人相信华为偷走了思科的技术。思科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具有出色的社交才能，能言善辩，赢得了全球舆论的强大支持。甚至在中国，不少知名媒体都明显站在思科一边。
相比之下，华为就非常低调，无论别人怎么说，华为都不吭声。任正非觉得华为还没有上市，公司依法纳税、守法，对客户和员工负责就可以了，不需要抛头露面。针对外界的各种说法，华为也从不解释，于是首先在舆论上吃了大亏。
你低调，别人却认为你是心虚，默认了。诉讼一启动，副作用就显出来了。于是任正非调整策略，安排了专门的人员和团队去做公共关系的修复和改善。
美国的诉讼过程非常漫长，都是阶段性进行的，思科对舆论的操控非常有利，每到一个阶段结束，总会有一些有利于思科的消息放出来。思科就警告华为的客户：“你们再买华为的产品会有天大的麻烦，思科有可能将你们列为第二被告。”
这样一来，很多客户深感担忧，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另外，华为在美国请的律师团队和公关团队也认为华为肯定是有错的，华为只是在被动应付，所以在华为与思科的世纪大战初期，思科完胜，华为被打得找不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