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搞笑的是，后来一调查，华为在美国找的公关团队，居然同时是思科的公关团队，思科也是他们的客户，是他们的甲方，这就难免这个公关团队拉偏架。
郭平到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公关团队换掉，换成擅长危机公关的美国海陆律师事务所，请来美国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顶尖律师罗伯特·汉斯拉姆来代理华为的诉讼。汉斯拉姆非常有经验，曾代理过微软垄断案的诉讼，在业界享有盛名。
所以这次华为在美国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一家是“武”的——思科起诉我们，我们就应诉，不怯战；另一家是“文”的——根据战况，随时准备庭外和解。
两手同时抓，文武兼备，攻防俱佳，这里就能看出任正非的厉害。
麻烦的是，罗伯特·汉斯拉姆也认为华为肯定有问题。律师都不相信当事人的清白，怎么去做辩护呢？在这种情况下，郭平就把汉斯拉姆请到深圳去，让他到华为看一看华为走过的路，看看华为的研发路径和技术实力。
汉斯拉姆到了中国，全面检查了华为的研发过程和技术实力，开始信服了，竖起大拇指，说，没想到华为是这么一家规范的公司，他对赢得这次诉讼充满了信心。
华为这次请到汉斯拉姆的确请对人了，汉斯拉姆很快就发现思科有一个致命的软肋——私有协议。什么是私有协议呢？就是说，国际标准组织在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制定标准和规范之前，某家公司跑得快，先进入市场而形成的标准，这就叫私有协议。私有协议是用来建立市场壁垒的有力武器，容易涉嫌垄断。
在美国，垄断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如果政府认定大企业有垄断行为，就可能对其采取拆分行动。在美国商业史上，1984年美国AT&T因为涉及垄断被分拆就是其中一例。
有了这柄高悬的德摩克里斯之剑，美国大公司都不愿招惹上垄断罪名。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汉斯拉姆不愧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顶尖行家，他打蛇打七寸，建议在私有协议上下功夫，针对思科利用私有协议搞垄断行为，发起反击。
通过跟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华为学会了打破自我，主动走上前台展示自己，赢得别人的支持。华为在美国跟思科这场官司特别有意思，这场诉讼是在美国律师团队的帮助之下打赢的。
美国的商业环境非常成熟，很少有情绪化的成分。比如这次美国律师团队帮助华为打官司，美国国内就很少有人指责汉斯拉姆是“美奸”，帮外国人打本国的企业。
华为也很给力，一方面努力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另一方面通过一家由美国退休高官成立的公关公司，试图消除美国政府和业界对华为所谓军方背景的误解，让他们理解思科这次打官司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是为了阻止竞争，进一步造成思科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
同时，华为还邀请了《财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过来主动沟通。
在华为的努力下，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正的华为：从1998年开始，华为就对公司进行了国际化改造，请了一流的咨询公司做财务、流程研发、审计等服务，请了普华永道、摩托罗拉、IBM这些国际大公司做咨询，进行流程再造，这些公司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公信力。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客观中立地看待这场诉讼，他们也明白了思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维持自己在全球数据通信领域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独霸天下。
2003年3月，美国和德国举办了两场通信展，华为本来没有参展计划，但是现在华为认为这是一个对外沟通和展示形象的极佳场合，于是高规格地参加了这两次展会，向全球客户展示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国际市场的决心。
大家看到华为堂堂正正地去参展，看来华为没有心虚，节奏一切如常，于是客户慢慢恢复了对华为的信心。
当然，华为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2003年1月，思科给华为的英国代理商发函，要求其马上停止代理华为产品。没想到英国这家代理商非常强硬，回应道：“思科对我们和华为的所作所为是毫无根据的，华为从未窃取思科的技术，思科的表现只能说明其对竞争的恐惧。”
这家代理商不单是强硬回应，还声称要向欧盟和英国政府投诉思科涉嫌垄断。思科紧张起来，之前一纸律师函搞定了很多客户，没想到英国还有刺儿头客户不吃这一套。但是这不妨碍思科把华为赶出北美的决心。
在这场官司开庭之前，在汉斯拉姆的引荐之下，华为又请了一个高手作为华为的第三方专家。他就是丹尼斯·阿利森，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数据通信专家。
华为把丹尼斯·阿利森请到华为参观研发的流程，请他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对思科的IOS和华为的VRP平台进行分析比对。经分析，丹尼斯·阿利森发现，华为的VRP平台有200万行源代码，思科用了2000万行源代码，重合的代码仅占1。9%，并且重合的这1。9%也跟思科的私有协议有关，不然两者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在全球卖同类产品就必须互联互通，思科的私有协议根本没有办法避过去。丹尼斯·阿利森“体检”之后，华为更是底气十足。
2003年3月17日，法庭第一次召开听证会，华为抓住私有协议不放，直接攻击这一点，通过法庭和传媒告诉大众，思科妄图利用私有协议来垄断全球市场的做法既没有道理又非常霸道。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外界对华为的了解逐渐加深，媒体的报道也渐趋客观。
思科起诉华为侵权的焦点，一个是源代码侵权，另一个是技术文件及命令接口相似。思科认为华为在开发这些接口的过程中采用了思科申请私有协议保护的技术。
但是随着双方辩论的深入，大家发现原来思科是凭着私有协议来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凭借着垄断地位保证了70%的毛利率。70%这个数字对于硬件厂商来说是非常惊人的，并且思科只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申请了私有协议。
这就是说，思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中是受保护的，但是在其他国家是不受保护的，因此华为并没有违反所在地的法律。舆论开始朝着对思科不利的方向发展了。被击中软肋的思科冷汗越冒越多，但这时已经骑虎难下，不得不接着往下打。
这时候，让思科更痛苦的事情发生了。有句老话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思科在美国的竞争对手3公司一看，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因为早在2002年华为就开始和3就两家公司合资之事进行谈判。所以华为跟3在合资问题上很顺利就谈妥了，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对外称“华三”公司。这个华三公司后来在打李一男的港湾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为与3合资的消息传出，思科的执行副总裁非常恼火，三天都不想说话。这时候的思科与华为就像两个人打拳击，思科本以为一拳就能把华为放倒，没想到几场下来，华为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不但没有被放倒，还抓住了思科的软肋，不但抓住了软肋，还叫了一个帮手过来。
华三公司的成立在美国就像扔了一枚炸弹，因为3公司在美国也是享有盛名的公司，主营交换机业务，创建了以太网标准，其具有前瞻性的渗透性网络理念，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得知这个消息的美国民众，包括法律工作者，更感觉华为没有问题了。官司打到这个地步，无论从法律还是从媒体舆论上，思科都在步步后退，完全没有开战时的嚣张气焰。
3月24日，华为再次提交答辩，这次华为请来了重磅级的证人——3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拉夫林出庭做证。克拉夫林说：“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华为的技术和实力是值得信赖的。”到了法庭外面，克拉夫林还告诉美国媒体：“华为的工程师都极具天赋，他们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操纵着最新的设备和软件，他们拥有我所见到过的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
正式开庭时，华为前期的工作和策略开始显露效果。双方反复举证，举行过两次听证会后，6月7日，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止销售华为产品等要求，拒绝了思科提出的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软件类似的命令行程序，基本上，思科主要的请求都被驳回了。法庭同时又颁布了有限禁令，要求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路由器软件源代码、操作界面和在线帮助文件等。看起来法院是各打五十大板，思科被打得狠一点儿，打了七十，华为被打了三十。
双方在审判结束后，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了诉讼的胜利。
在思科看来，这样的裁决认定了华为对思科专利公然抄袭；而华为认为，相对于思科诉状提出的8大类、涉及21项侵权指控，有限禁止令无疑意味着华为的胜利。
但是双方的官司还没结束，这只是第一关。关于私有协议的争议、双方产品的源代码是不是雷同，也成为判定华为是否侵权的关键。对此，思科副总裁非常有信心，说：“我们期待着审查华为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