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录
问人死时是当初禀得许多气，气尽则无否？曰，是。曰，如此则与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当初禀得气时，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许多气。……
问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
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问，云，“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到这里，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会紧要道理，少间看得道理通时，自然晓得。……
附记关于《朱子答廖子晦书》的记录
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某初不晓得。后来看得他们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
（黄义刚录）
安卿问，前日先生与廖子晦书云，道不是有一个物事，闪闪烁烁在那里。固是如此。但所谓“操则存，舍则亡”，毕竟也须有个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敛，教那心莫胡思乱想。几曾捉定有一个物事在里？
（黄义刚录。两条都在《语类》百十三，五）
三、朱子论“尊君卑臣”
朱子读史常不满意于“尊君卑臣”的制度。如：
《语类》三四，一九，“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
又如：
注中引必大录云：“叔孙通制汉仪，一时上下肃然震恐，无敢喧哗。时以为善。然不过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无三代燕飨底意思了。”
或问文帝欲短丧，或者要为文帝遮护，谓非文短丧，乃景帝之过。曰，恐不是恁地。……或者又说，古者只是臣为君服三年丧，如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乃畿内之民服之。
于天下吏民，无服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这三年。至文帝反而复之耳。（《语类》一三五，六）
问“君臣之变，不可不讲。”且而霍光废昌邑，……当时彼昌邑说“天子有争臣七人”两句后，他更无转侧。万一被他更咆勃时，也恶模样。曰，“到这里也不解恤得恶模样了”。
义刚曰，“光毕穷是做得未宛转。”曰，“做到这里，也不解得宛转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愿有此。万一有此时，也十分使他宛转不得。”（《语类》一三五，一一）
杨恽坐上书怨谤，要斩。此法古无之，亦是后人增添。今观其书，谓之怨则有之，何谤之有？（《语类》一三五，一二[淳]）
前年郑瀛上书得罪，杖八十，下临安赎。临安一吏人悯之，见其无钱，为代出赎之。（《语类》一三八，一七[杨]）
朱子作其父《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文集》九七，页十八～二十八），在庆元五年（1199），那时朱子已七十岁了。在那篇《行状》里，他有几处说到“君臣之义”：
1。在前面总论里
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
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里，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
2。在叙朱松再召人对时，说：
犹虑夫计划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虑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
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期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仿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
3。后来朱松引去之前，又说：
……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
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
[原注]以下是胡适在1957年八月初补记的。
在朱松的《韦斋集》里，他对于“汉廷杂议之法”，“唐开延英”，“仁宗天章给札之规”，都说的更详细。1。《论时事札子二》说：
仰惟陛下总揽群策，图济艰难，于兹八年，谓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访，尽臣下之谋。夫大昕之朝，裁决万机，侍立逡巡之间，虽有嘉谋至计，未必皆能罄竭以自效上。
唐制，天子间见大臣，辄开延英，坐论从容，数移晷刻。仁宗皇帝庆历中，召大臣于天章阁，赐坐给札，使条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个人得竭其所怀。而反复议论之间，足以周知情实，曲中事机。以至识虑之浅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极。……
窃谓今日宜修举延英庆历故事，时以闲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琐细无补，阔疏难行之言，而求所以安乱治乱之故，卓然可施于实用者，总揽参订，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压服，莫敢腹非而窃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