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能体察事物的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不是“厉禁言理”，也不是“蔑理”。
戴氏又反对“性即理也”之说；他主张性只是血气心知，别无玄妙。方氏极力替“性即理也”一句话辩护，说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中贤小儒所及见，况妄庸乎？”这全是谩骂的口气了。他的主旨是：
这种逻辑可用三段式写出如下：
凡善的皆出于理：
性命之本是善的，
故性出于理。
戴学根本上就否认这个大前提。戴学也承认性善；但性善的根据在于人有心知之明能扩而充之，而不在于天理。方东树坚持成见，不能了解戴学；他的驳论只可算是当时人不懂戴学的一个例证而已。
但方东树说汉学家反对致知穷理，这话也有几分真实。戴学全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真可说是一种致知穷理的哲学。
戴震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这是何等明显的态度！但焦循、凌廷堪、阮元一班人却不能了解这个“重行必先重知”的态度，他们的哲学往往有轻视致知穷理的倾向。
焦循要人舍理而论情；凌廷堪要用礼来代替理；阮元更倾向于颜李学派，注重实习实行，而有时竟菲薄穷理。如阮元说：
圣贤之教无非实践。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一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
在这一点上，阮元倒不如方东树了。方氏说：
圣门论学固知行并进；然知毕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谓“是”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穷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
这与戴学“重行必先重知”之旨正相合。其实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
但程朱在当时都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打了一个滚出来，所以不能完全脱离宗教的影响。既说“即物而穷其理”了，又不肯抛弃笼统的理，终要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觉悟。这是程朱的根本错误。
戴震是从朱学里出来的，他能指出程朱的矛盾，彻底打破那个笼统的“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性中既无所谓天理，那传统的种种附属见解，——如说物欲昏蔽了本来的理性，如理欲之辨等等，——也就容易推翻了。
程朱在近世各学派之中，最能倾向于理智主义的一条路；不幸中古宗教的影响终使程朱不能彻底地向这条路上走，终不能免去许多半宗教、半玄学的见解。
戴学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戴震大声疾呼地指出这种半宗教的哲学，如主静，主敬，主无欲，主理欲之辨，以至于主最后的豁然顿悟，都是中古宗教的遗传，都是根本上与那致知穷理的哲学不相容的。
致知穷理是纯粹理智主义的态度。哲学若要彻底做到这种态度，应该把中古遗留下来的种种半宗教的、半玄学的观念，都扫除的干干净净。
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疏证》，十四）
前者是理智主义的态度；后者是半玄学、半宗教的修养论。戴学指出性只是血气心知；既无所谓理性之性，亦不必假定理性为气质所蔽。
知识是积累起来的；静中求端倪，静坐居敬，都与致知进学不相干。无欲之论，更不相干了。撇开了这些半玄学、半宗教的把戏，这一派致知穷理的哲学方才可以放开脚步去做那致知穷理的事业，——科学的事业。
但这是方东树一流人不能了解的。方东树知道程朱的学派注重致知穷理，而不知道戴学与清学也正是致知穷理；他能指出阮元重实践而菲薄穷理之错误，而不知道宋明清的理学先生们也正是只能静坐主敬而全不做致知穷理的功夫。
焦循、阮元一班学者都是能实行致知穷理的，又都是能敬重戴学的；然而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治学方法实在没有明白的了解。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
他们不能继续这个新理学的运动，只能徘徊于新经学与新理学之间，或者趋近于那注重实习实行的颜李学派（如阮元），或者竞于不自觉之中回到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如焦循），离那纯粹理智态度的戴学更远了。
凌廷堪、焦循、阮元，这三个人号称戴学的传人，尚且不能了解戴震的哲学，尚且不能继续这新理学的事业，何况姚鼐、程晋芳、方东树一班顽固的反动派呢？所以我们研究这二百年的思想史，不能不下这样一个伤心的结论：
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虽有革命的大功和建设的成绩，不幸他的哲学只落得及身而绝，不曾有继续发达的机会。
现在事过境迁，当日汉宋学争门户的意气早衰歇了，程朱的权威也减削多了，“汉学”的得失也更明显了。
清代思想演变的大势也渐渐清楚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对于戴学应取什么态度呢？戴学在今日能不能引起我们中兴哲学的兴趣呢？戴学能不能供给我们一个建立中国未来的哲学的基础呢？
但在这文里，他却不注意考证汉学一派；他以为这一派“其说粗，其失易晓而不足辨”。他预料汉学极盛之后，必有一种大反动，反动的趋势，必是回到陆王学派。他说：
使其人（考证汉学家）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而已。方其为汉学考证也，固以天下之方术为无以加此矣。及其反己而知厌之也，必务锐入于内。陆王者，其说高而可悦，其言造之之方捷而易获。人情好高而就易；又其道托于圣人；其为理精妙而可喜。托于圣人则以为无诡于正；精妙可喜则师心而入之矣。如此，则见以为天下之方术真无以易此矣。
彼所谓顿悟云者，其辞若易，而其践之甚难，其理若平无奇，其造之之端崎岖窈窕，危险万方，而卒莫易证；其象若近，其即之甚远。……世之学者弗能究也，惊其高而莫知其所为高，悦其易而卒莫能证其易，徒相与造为揣度近似之词，影响之谈。
方东树死后，中国的国势一天危似一天；时势的逼迫产生了一种托古救时的学派，是为今文学派，又名公羊学派。
这个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往往讥刺考证之学，以为无益于世；他们高揭西汉的“微言大义”来推翻东汉的许郑之学：这确可表示方东树说的“翻然厌之”的心理；不过汉学的势焰未全衰，人情虽好高而就易，他们还不肯骤然回到陆王，却回到了西汉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有提倡“内心生活”的，有高谈“良知哲学”的，有提倡“唯识论”的，有用“直觉”说仁的，有主张“唯情哲学”的。
倭铿与柏格森都作了陆王的援兵。“揣度近似之词，影响之谈”，国中很不少了。方东树的预言似乎要实现了。
我们关心中国思想的前途的人，今日已到了歧路之上，不能不有一个抉择了。我们走哪条路呢？我们还是“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内心生活”“精神文明”一类的揣度影响之谈来自欺欺人呢？还是下决心不怕艰难，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呢？我们究竟决心走哪一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