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务训》说：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子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
虽其所好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顺风而飞，以受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
螘知为垤，貛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王引之云，景当作晏。）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所以知”疑当作“以所知”）
这一段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更为明白。共分三层说。
第一，各种生物都有“见利而就，避害而去”的天性。这种天性，近世生物学者称为“自卫的天性”。
第二，各种生物，虽同有自卫的天性，却有种种极不相同的自卫的能力。这种能力，限于天成，若不能随外境变化，便不能应付外境的困难，便不能自卫。（“无禀受于外”。当作“若外境之势力不能发生相当之变化”解。）
第三，生物都能随外境而发生形体机能上之变化，以“求合于其所利”以自谋生存。一切生物进化，都由于此。
四、无为
《淮南子》因深信“万物固以自然”，故主张无为。《原道训》说：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道家下“无为”的界说，以此为最明白。所说“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只是一个“因”字。《原道训》说：
这就是“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
《淮南子》论“无为”，注重一个“因”字，已如上文所说。他又恐怕人误会无为的真义，把无为解作完全消极的意思。所以他又有《修务》一篇，反复申明“无为”是积极的主张。这是《淮南子》的特色。《修务训》说：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以下历论五圣之功业）……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以上论消极的无为是不可有的。以下更论无为的积极意义：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旧脱功字，推作权。王念孙依《文子·自然篇》校补功字，改权为推。）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己”即上文所谓“私志”）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菓，夏渎而冬陂，因高为山（“山”旧作“田”，依王校改），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
这不但是《淮南子》的特色，正是“无为”与佛家的“寂灭”的根本不同之处。
五、天与人
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说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道家的流弊在于信天太过，以为人事全无可以为力之处，势必造成一种听天安命，“靠天吃饭”的恶劣心理。
《淮南子》似乎能斟酌庄子、荀子两家的长处，造成一种天人互助的哲学，上文所引的“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便是这个道理。《原道训》说：
《淮南子》虽然把天与人分得这样明白，但他却并不完全任天不任人。
老子任天太过，要废去一切人为的制度，以归于无名之朴，所以说“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庄子任天太过，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淮南子》虽极崇拜自然，同时却又极注重人事。故《修务训》说：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
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这就是《淮南子》的教育学说。《修务训》又说：
今夫盲者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琴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
“木直中绳”三句直抄《荀子·劝学篇》。老庄的天道论如今竟和荀子、韩非的人事论合为一家。这又是“折衷派”的一种特色了。
六、进化观念与是非
庄子说一切生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所以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这种观念，认定天下无一成不变的是非，本是极重要的学说。可惜庄子因此便生出一种消极的是非观念，以为是非既然都无穷尽，我们何必又去斤斤的争是非呢？所以他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就错了。
人类社会的进步，全靠那些斤斤争是非的维新家。若是人人都“不谴是非”，决没有人为的改良进步。所以到了后来，韩非一方面承认历史进化论，一方面却主张人为的变法。
所以韩非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又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参看上卷第九篇及第十二篇）《淮南子》论是非，也是折衷于庄子和韩非两派。《齐俗训》说：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
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
这种完全主观的是非论，比庄子还要更激烈些，竟和希腊哲学家Protagoras所说“人是万物的准则：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都以人为准则”，极相像（看《西洋哲学史大纲》三篇第二章）《齐俗训》举了几条例来证明是非全由于“观点”的不同。
一例是《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或以为宜宽，或以为宜严。
二例是师旷以琴撞晋平公，平公不罪师旷，孔子以平公为是，韩非以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