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三王——孔子——历代帝王统道（君师之尊，治教所本。）
（君师合一）（师）师儒讲传道脉
这个表，初看去似乎很浅陋。但我们要进一步去寻它的真意义。费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认那“一二人静坐而得”的不传的绝学。
他的根据是历史的：他只说，古往今来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道统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别无所谓道，也别无所谓道统。简单一句话，事业即是道，事业史即是道统。他们父子说：
二帝三王皆以事业为道德，典谟训诰记录彰明。战国分争，始以攘夺为事业。谓之变，可也。非事业外又有所谓道德。以言无，言天，言心性，言静，言理为道德，以事业为伯术，则后儒窜杂谬诞而非圣门之旧。（上，十）
这个意思，他们也列为一表：
王道久而渐变遂分表。（下，二十八）
[儒]
君臣将相行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开国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兴教，弘济天下。
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吉凶仪物，殊途同归；《诗》《书》《礼》《乐》所载，士农工贾[所]遵守：此为吾道，实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简之俦行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养心性。
[佛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悟心性。
这种见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这是大家口头都会说的区别。但费氏父子提出的区别，说的更痛快。
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业，二氏是山林幽隐的道；我们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来做我们的城市生活的事业。
第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农工商所遵守的实事实用；二氏的道是少数闲人废物的养心性与悟心性的工夫。我们不能叫士农工商都抛弃了他们的日用事业来做养心明性的工夫。
费氏家学所谓“道”，以“实事，中庸”为主。费密曾说：
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虚。（中，三十五）
他们认定这“通诸四民”“见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们极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说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费密说：
天下之治，群黎乐业，万物遂其生，皆法制礼义所继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统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职；自上古至今。无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后儒以静坐谈性辨理为道，一切旧有之“实”皆下之，而圣门大旨尽失矣。
密少逢乱离，屡受饥馑，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
此时“心在腔子”“即物穷理”“致良知”，有何补于救世？岂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先子（经虞）平日论次，密老年益确信不疑也。（上，十五）
这一段自叙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清代学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试验。
费氏父子从乱离饥馑里体验出“道在于政治”的一个道理，故说，“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
费密的儿子费锡璜也能承家学，章学诚引他的《贯道堂文集》，有云：
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
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刘刻《章氏遗书》八，页二十）
这确是费氏的家学。他们把儒者看作一种“政治匠”，他的职业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样。
他们菲薄理论，但用事功作标准，有时未免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狭义的功利主义。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狭义的功利主义相同，同为事势的产儿。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费氏家学的道统论。他们否认宋儒的道统论，他们认定儒术贵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谈玄理。所以主张：
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宋则议论为主，实事为末。）盖人主镇抚四海，提挈纲维；士大夫协恭共济，政和化洽。泽之渥者，当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后世著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当遵经据史，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