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齐学的五德终始论在秦未称帝之前，早已传到西方，早已被吕不韦的宾客收在《吕氏春秋》里了（《吕氏春秋》成于前239年）。到秦始皇称帝（前221年）以后，也许又有齐人重提此议，得始皇的采用，于是邹衍的怪迂之论遂成为中国国教的一部分了。
五德终始之运，只是把五德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念适用到历史里去，造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公式，故是一种历史哲学。
现存的《月令》出于《吕氏春秋》，其中似以十月为岁首（季秋月令，“为来岁受朔日”。），又有秦官名，大概其中已有吕不韦的宾客改作的部分了。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当宽仁，而行夏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气不和，国人惶恐也）。
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高注：木仁，金杀，而行其令，气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与水相干，故风雨数至，荒秽滋生。）
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高注：春阳，冬阴也，而行其令，阴乘阳，故水潦为败，雪霜大挚，伤害五谷。郑注：旧说，首种谓稷）。
从邹子的十余万言里撷取出一点精华来，也许还稍稍改造过，故不须提出原来的作者了。而邹衍的十余万言的著作，当日曾经震惊一世，使“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自从被《吕氏春秋》撷取精要之后，那“闳大不经”的原书也渐渐成了可有可无之物，终于失传了。
从此以后，《月令》便成了中国正统思想的一部分，很少人承认它是秦时作品，更无人敢说它出于“齐学”了。
齐学的成立，必不单靠邹衍一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
《邹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日，亦邹衍所说）
《邹奭子》十二篇（原注，齐人，号雕龙奭）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原注，传邹奭《终始书》）
依《汉书》原注看来，邹奭的书也叫做《终始》，正是邹衍的嫡派。《史记》曾说：“邹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是邹奭在邹衍之后，继续发挥五德终始之说，而公梼生又在邹爽之后，又传邹奭的《终始书》。这都是齐学的开山三祖。《艺文志》又有：
《公孙发》二十二篇（原注，六国时）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闾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原注，郑人）
《将钜子》五篇（原注，六国时，见南公，南公称之）
《周伯》十一篇（原注，齐人，六国时）
这些人大概是齐学的传人，其人其书皆未必全出于六国时代，其中也许有秦汉人假托的。
如《宋司星子韦》三篇，假托于春秋时宋景公的司星子韦，列在《艺文志》阴阳家的第一名，但《论衡·变虚篇》引有《子韦书录序奏》，大概即是刘向所假造奏上的。
如果《艺文志》所录诸书真是六国时作品，那么，在邹衍、邹奭之后，这个学派已传播很远，怪不得吕不韦的宾客著书之时已大受齐学的影响了。
以上所列，限于“九流”之中的“阴阳家”，即是司马谈所论“六家”中的“阴阳家”。司马谈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史记》百三十）
《艺文志》也说：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此语是刘歆瞎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用阴阳消息与五德转移为根据，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不幸他们入了迷，发了狂，把四时十二月的政制教令都规定作刻板文章，又造出种种禁忌，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