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睢》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极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
所以孔子说他“乐而不**，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若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王化成。”
所以《诗》学到了汉朝，可算得遭了一大劫。后来宋儒无论如何总跳不出这个“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的圈子。
但是这是文学史上的问题（耶教之《旧约》中多纯粹文学的篇章，也被后人解为宗教神话的寓言）。文学变成了道学，却还没变成“道士派”。不料后来有“齐诗”一派，居然把《诗经》也做成道士派的根据。
这一派《诗》学的道士可用翼奉做代表。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萧、匡也用《诗》论政治得失）。翼奉说“《易》有阴阳，《春秋》有灾异，《诗》有五际”。又说“臣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我们究竟不知道他的“五际”是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他的“五性”。五性是肝性静、心性躁、脾性力、肺性坚、肾性智（晋约诰）。他说：
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
他不但把诗和律历联合起来，还把律历学的诗当作一种政治的秘术。他说：
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
他把六情十二律分表如下：
北方之情好好行贪狼，申子主之。
东方之情怒怒行阴贼，亥卯主之。
南方之情恶恶行廉贞，寅午主之。
西方之情喜喜行宽大，己酉主之。
上方之情乐乐行奸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哀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他用这法，看人来的时辰是什么，是邪还是正，便可定来人的邪正。如平昌侯去见他，三次都是“正辰加邪时”，便可断定他是一个“邪人”。
这种议论固是荒谬绝伦。但是这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在当时居然受经学大师的推荐，得天子的敬礼。元帝还正正经经的同他讨论“善日邪时”，与“邪日善时”的区别，只此一端，便可见当时思想黑暗的程度了。
五、扬雄
我说这一章，以董钟舒起，以扬雄作结。扬雄一生别无特长，只会模仿古人。他作赋模仿司马相如，作骚体模仿屈原，作《法言》模仿《论语》，作《太玄》模仿《易》。其他著作如《训纂》《州箴》，无一不是模仿。他是王莽时代的人，认得几个怪字，做的文章都是王莽体。“王莽体”就是古圣人体。刘歆说他的《太玄》只配拿来盖酱瓶，刘歆一生只有这句话还中听。
《太玄》的“玄”字，即是道家所说的“道”字，只是《易》所说的“道”字。所以他说：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
这不是“道”吗？又说：
玄者，用之至也。见而知之者，智也。视而爱之者，仁也。断而决之者，勇也。
这是生吞活剥《易·系辞传》“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一段。
只此一事可现《太玄》是《易林》一类的签诗筊辞，并不是精心结构的哲学。《太玄》也依卦气分日用事，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
每两赞合为一日，一为昼，一为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再加踦、嬴两赞，共凑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这又可见《太玄》是“道士派的儒学”的一部分了。
扬雄死于西历纪元后十八年。隔了九年（西二七），王充生。从此中古哲学开一个新时代。但王充以后“道士派”的思想不但不曾消灭，反结晶成了一个势力很大，传播很远的道教，还发生了汉末的黄巾起义。
虽然如此，却有一个区别。王充以前的一百年，“道士派”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王充以后，那一派的思想虽然不曾消灭，却不能不退居旁支小道的地位。所以说从此中古哲学便开一个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