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荀卿
战国思想，在庄周、惠施同时，及其稍后，除却道、名两家外，尚多有反对儒家别树异帜的，于是又出了荀卿，来驳击诸家，重回孔子。荀子在当时，其有功儒家，不在孟子下，但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人思想又恰相反。荀子曰：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然则礼义何自来？荀子曰：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
又曰：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苟子·性恶》）
圣人化性而起伪，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
荀子指自然为“性”，人为为“伪”。人类文化皆起于人为，但人为与自然之界线，则并不能严格划分。谓人性中有恶，固属不可否认。但谓善绝非自然，全出人为，此见实太窄狭。因此后来中国思想界，大体还是承袭孟子。荀卿在当时思想上之贡献，不在其提出了性恶论，而在其对其他各派反儒家思想能施以有力之抨击。此下专举其对墨子、庄子、惠子三派之批评为例0他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解蔽》）
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由他看来，只要有利便是道。惠子是一个名辨主义者，由他看来，只名字上的辨论便是道。庄子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由他看来，只因任自然便是道。荀子说：
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解蔽》）
儒家思想，并不是不看重实利，也不是不看重名言辨析，亦不是不看重自然，只不偏陷在此一角，而把思想拘碍了。
荀子批评墨家，有一段极精辟的话。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出死要节，所以养生也。出费用，所以养财也。恭敬辞让，所以养安也。礼义文理，所以养情也。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急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荀子·礼论》）
荀子着眼在人类群体生活上来阐述儒家的“礼”之精义。外面注意物质经济条件，内面注意情感需要条件。“礼”可以给此外、内双方以协调，使内心欲求不远超过外面物质经济之所允可。使外面经济物质供养，也不远落在内心欲求之后。这是兼顾心、物双方之一种人生调节与人生艺术。墨家只看重外面物质实利，其实是站在纯经济的立场，而忽略了内在的情性。但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认为人性只知好物质实利，故反而说墨子只看重了人的情性。孔孟言礼，主从人类相互间的“爱”与“敬”出发，荀子则改从人类经济生活之利害上出发。故孔孟言礼，是“对人”的，而且当下即是一目的。荀子言礼，则转成“对物”，而且仅成一手段。荀子发扬儒学，而忽略儒之言仁，荀子毕竟只是一个智者，非仁人。庄子亦是一智者，墨子、惠施则一是志士，一是纯理论者。但荀子言礼极具体，他说“礼”中包涵人生种种之“欲”，对此后中国经济思想有关政治实际措施方面之影响则极大。
荀子批评惠施，也有一段精辟的话。他说：
君子之言，涉然深生入实人际。而精，俛然俯就人生实际。而类，差差然貌若不平不齐。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辞是判断，名与辞是人类表达获得志义之工具，却不能由名与辞志义。足以相通则舍之矣。名与辞是人对人之表白，非人对理之探求。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极，中也，本也。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讱，难也。艰深之义。言辨艰深，仅以难人，反失真理。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荀子·正名》）
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