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
中国在先秦时代，早已完成了“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两大事业，这在上章已述过，同时中国民族的“学术路径”与“思想态度”，也大体在先秦时代奠定，尤要的自然要算孔子与儒家了。但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我们在这里，将先约略说一些孔子以前的古典籍。
一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典籍，流传至今者并不多。举其最要者，只《尚书》《诗经》和《易经》三种。《尚书》里保留着不到二十篇商、周两代重要的政治文件。《尚书》分今、古文两种本子，古文《尚书》由后人编纂与伪造。即今文《尚书》亦不尽可信，如《尧典》、《禹贡》等，大概尽是战国时代人之作品。最早的应该算《盘庚》三篇，大概在两元前一三〇〇年左右。但究竟是否真系商代文件，现在尚无可断定。其较更确实可信和明白可读的，则都属于西周吋代。这都是考证中国古代上层统治阶级宗教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上好史料。大体上他们常抱着一种敬畏与严肃的心情。他们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的公共意志。他们常不敢放肆，不敢荒**惰逸，相互间常以严肃的意态警诫着。无论同辈的君臣，或先后辈的父子，他们虽很古就统治着很大的土地和很多的民众，但大体上，永远是小心翼翼。这是中国政治上的最古风范，影响后世十分深切。
《诗经》的年代较后于《尚书》。韵文较散文晚出，民间性的文学作品较后于上层统治阶级政治性和历史性的文件，这也可代表说明中国文化之一个特征。《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先的老祖宗，中间有不少当时的民间歌词，被采收而保存了。这全是些极优美极生动的作品，后代的中国文学，都从此演生。全部《诗经》共约三百首。其作品年代，则自西周初年下迄春秋鲁宣公时，约当西元前一千一百年至西元前六百年，包括着五百年的长时期。在这三百首诗中间，虽有许多宗庙里祭享上帝鬼神和祖先的歌曲，但大体上依然是严肃与敬畏心情之流露，亦有一种“神人合一”的庄严精神与宗教情绪，但却没有一般神话性的玄想与夸大。中间亦有许多记载帝王开国英雄征伐的故事，但多是些严格经得起后代考订的历史描写，亦附随有极活泼与极真挚的同情的想像，但绝无像西方所谓史诗般的铺张与荒唐。中间亦尽有许多关涉男女两性恋爱方面的，亦只见其自守于人生规律以内之哀怨与想慕，虽极执着极诚笃，却不见有一种狂热情绪之奔放。中间亦有种种社会下层以及各方面人生失意之呼吁，虽或极悲痛极愤激，但始终是忠厚恻怛，不致陷于粗厉与冷酷。所以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又说：“哀而不伤，乐而不**。”又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些全能指陈出在古诗中间透露出来的中国古代人心中的一种境界，一种极真挚诚笃而不偏陷的境界。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亦是指着这种境界，这种人类情思之自然中正合乎规律而不致放肆邪僻的境界而说的。
我们可以说，《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地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与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孔子日常最爱诵诗。他常教他的门徒学诗，他常把“诗”“礼”并重，又常并重“礼”“乐”。礼乐一致，即是内心与外行，情感与规律，文学和伦理的一致。孔子学说，只是这一种传统国民性之更高学理的表达。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看，《诗经》三百首，大体上全是些轻灵的抒情诗，不需凭借像史诗、戏曲、小说等等具体的描写与刻画，只用单微直凑的办法，径直把握到人类内心的深处。这一点又是表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与艺术之特性。中国史上文学与艺术界之最高表现，永远是这一种单微轻灵，直透心髓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一个崇尚实际的民族，因此其政治性与历史性的散文早已发展成熟了，而后始有抒情文学出现。但这一种文学，依然不脱崇尚实际的精神，他们所歌咏的，大部多以人生伦理为背景，只其形式则极为空灵轻巧，直凑单微。换言之，他是以超脱的外表来表达缠着的内容的。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此下发展的文学与艺术之内部精神，及其标准风格，我们亦应该从《诗经》里去探求。第三部孔子以前的经典，为后代尊重的，是《易经》。《易经》里的《十传》，经后人考订，实出于孔子之后。但上下二篇的《周易》本文，则不失为孔子以前的一部古书。这本来是当时占卜人事吉凶用的书，但中国后代的人生哲学，却由此有所渊源。这部《易经》有些方面也很像《诗经》。占卜人事吉凶，亦属人生实际方面的事，但《易经》的卦象，却用几个极简单极空灵的符号，来代表着天地间自然界乃至人事界种种的复杂情形，而且就在这几个极简单极空灵的符号上面，中国的古人想要即此把握到宇宙人生之内秘的中心，而用来指示人类种种方面避凶趋吉的条理。这可说和《诗经》是一样的，又着实而又空灵的，指示出中国人艺术天才的特征。因此《易经》虽是中国一部哲学书，但同时亦可说是中国的一件文学或艺术作品。中国哲学与中同文学艺术是一般的极重实际，但又同想摆脱外面种种手续与堆砌，想超脱一切束缚，用空灵渊微的方法直入深处。这全都是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一种特征。
现在把《易经》里的原始理论约略叙述如次。
人事尽可能的繁复，但分析到最后，不外两大系统。一属男性的，一属女性的。人事全由人起，人有男女两性之别，无论在心理上生理上均极明显，不能否认。《易经》的卦象，即由此观念作基础。[imgalt=""sragesfigure_0073_0001。jpg"]代表男性，[imgalt=""sragesfigure_0073_0002。jpg"]代表女性。这是卦象最基本的一个分别。但[imgalt=""sragesfigure_0073_0003。jpg"]与[imgalt=""sragesfigure_0073_0004。jpg"]”的对比，太简单了，不能变化，乃把[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5。jpg"]三叠而成为[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6。jpg"]，[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7。jpg"]三叠而为[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8。jpg"]，代表一种纯男性与纯女性。[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9。jpg"]三形代表偏男性，[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0。jpg"]三形代表偏女性。如此则成了八个卦象。若以比拟家庭，则[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1。jpg"]为父，[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2。jpg"]为母，[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3。jpg"]为长男，[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4。jpg"]为中男，[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5。jpg"]为少男。[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01。jpg"]为长女，[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6。jpg"]为中女，[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7。jpg"]为少女。若以比拟自然界，则[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8。jpg"]为天，[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19。jpg"]为地，[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0。jpg"]为雷，[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1。jpg"]为水，[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2。jpg"]为山，[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3。jpg"]为风，[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4。jpg"]为火，[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5。jpg"]为泽。若以比拟动物，则[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6。jpg"]为马，[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7。jpg"]为牛，[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8。jpg"]为龙，[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29。jpg"]为豕，[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0。jpg"]为狗，[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1。jpg"]为鸡，[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2。jpg"]为雉，[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3。jpg"]为羊。如此比附推演，天地间一切事事物物，有形无形，都可把八卦来象征。由此再进一步，把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则其错纵变化，可以象征的事物，益焉无穷。如[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4。jpg"]象木在火下，这在事便可代表着烹饪，在物便可代表着鼎鬲。如[imgalt=""sragesfigure_0074_0035。jpg"]象少男追随少女之后，便可代表恋爱与婚事。《易经》便把如此简单的六十四个符号，变化无尽地来包括了天地间极复杂的事事物物，因此我们要说他是代表着中国艺术性之一面。但是又如何用来判断吉凶的呢？这其间亦有几条基本原理。
《易经》六十四卦，都由两卦叠成，在时间上象征前后两个阶段，在空间上象征高下两个地位，“时”和“位”，是《易经》里极重要的两个基本概念，几乎如分别男性女性一样重要。这是说，在某一时候的某一地位，宜乎采取男性的姿态，以刚强或动进出之的，而在某一时候的某一地位，则又宜乎采取女性的姿态，以阴柔或静退出之了。又《易经》的每一卦，都由三划形成，这无论在时间或地位上，都表着上、中、下或前、中、后三个境界。大体上在最先的阶段或最下的地位，其时则机缘未熟，事势未成，一切应该采取谨慎或渐进的态度。在最后的阶段或最高的地位，其时则机运已过，事势将变，一切应该采取警戒或退守的步骤。只在正中的一个地位和时间，最宜于我们之积极与进取的活动。若把重卦六爻合并看来，第二第五两爻，居一卦之中坚，最占主要地位。第三第四爻，可上可下，其变动性往往很大。最下一爻和最上一爻，则永远指示着我们谨慎渐进或警戒保守。如此再配上全卦六爻所象征的具体事物，及其全个形势，则其每一时间每一地位应取的刚柔态度和可能的吉凶感召，便不难辨认了。
我们总括上面所说，《易经》里实包有下列三个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一：是人类自身内部所有男女刚柔的“天性”。
二：是人类在外面所遭逢的“环境”，其关于时间之或先或后，与地位之或高或下，及其四围人物及与事变所形成之一种形势。占卦所得之某一爻，即表示其时与地之性质，其余五爻，即指出其外围之人物与事态者，此即所谓“命”。
三：是自己考量自己的刚柔姿性，与外部的环境命势，而选择决定其动静进退之“态度”，以希望避凶趋吉的，此即所谓“道”。
因此《易经》虽是一种卜筮之书，主意在教人避凶趋吉，迹近迷信，但其实际根据，则绝不在鬼神的意志上，而只在于从人生复杂的环境和其深微的内性上面找出一恰当无迕的道路或条理来。最先此种占卜应该是宗教性的，而终于把他全部伦理化了。而且此种伦理性的指点与教训，不仅止于私人生活方面，还包括种种政治、社会、人类大群的重大事件，全用一种伦理性的教训来指导，这又是中国文化之一个主要特征。
孔子生前是否精研过《易经》，现在无法知道，但《易经》成书，应该远在《春秋》之前，而《易经》里的几条基本原则，是颇合于将来儒家思想之路径的。又因为《易经》里简单几个“象”与“数”的符号，可以很活泼的运用，而达于极为深妙的境界，因此后来的儒家，并有道家，都喜欢凭藉《易经》来发挥他们的哲理。于是《易经》这部书，到底和《诗》《书》一样，也成为中国古经典之一了。
二
以上说的，是孔子以前的典籍而流传至今的。尚有不少我们知道有此种书，并很重要，而早已失传的，约略言之，可分两大类。一是“礼书”。“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但我们在上文速说过，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义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但我们在上文也已述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而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德性的礼了。我们现在为“礼”字下一简括的定义，则礼即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一种习惯与方式里，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三部门的意义，其愈后起的部门，则愈占重要。这正恰好指示出中国古代文化进展之三阶级。在春秋时代，便有许多记载着当时乃及以前各种礼的书籍存在着。孔子最热心古代研究，最热心人生研究，无怪其特别注重于当时的礼书。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各种礼书，一定很繁重，先后之间所行的礼有不同，各国之间所行之礼亦有不同。礼常在分化与变异中。他们又未必全有记载，记载的亦未必全部能勒成书。当时各国的贵族阶级，其自身便不能认真知道这许多随时随地分化与变异的礼，更说不出那礼的后面由宗教而政治、由政治而伦理的随着文化大流而演进的意义。他们不仅对旧礼多所遗忘与错失，他们并引起了许多虚伪和奢侈的、相因于封建社会之逐渐崩溃而起的一切不合礼意的新礼来。
孔子对当时的礼，独有许多精邃细密的研究，他一面发明出礼的内心，即礼所内含之真意，此即中国古代的礼所随着民族文化大流而前进的意义。第二：是孔子把握了此种他所认为的礼之内心和真意，来批评和反对当时贵族阶级一切后起的非礼之礼。第三：孔子根据礼意，把古代贵族礼直推演到平民社会上来，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趋向人生伦理化之最后一步骤。这是孔子平日讨论礼的大贡献。至于后世所奉为“礼经”的《仪礼》十七篇，经后人考订，其书应产于孔子之后。《周官礼》更晚出，应在战国末年。《大小戴礼记》中讨论礼意的文章，大体都出于儒家的传统见解，但兴起亦甚晚。
礼的重要，并不在其文字记载，而在其实际践行。中国古代人之礼的生活，现在尚可在《春秋左氏传》里，记载列国贤君、卿大夫的生活行事，以及《论语》里记载孔门的日常生活中，窥见其一斑。尤使后人向往的，如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把赋诗来代替外交讨论之聪明与风雅，以及在两军对阵中相互间之馈赠与慰问的恳挚与大方。以及孔子的对于音乐与自然之爱好，及其对于口常严肃生活一种极细腻极恰适之调和，实可想像起中国古代人生一种文学的与艺术的了解，与其实现在人生境界中之崇高幽微的风格。因此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则又可说他艺术化或文学化了伦理，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学。这许多全要在古人讲的礼上面去寻求。
礼书以外，在孔子以前再有一类很重要的书籍，在当时称为“春秋”的，我们现在不妨称之谓“史书”。中国人是最看重现实人生的，因此他们极看重历史。最先的《诗》《书》，早已是一种极好的史料，而还不能说是严格的历史。从西周中叶，周宣王以下，直到春秋时代，孔子以前，中国各地史书便极度发展，当时有叫“百国春秋”与“百国宝书”的，可见当时的史书和礼书般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列国之间了。孔子曾根据鲁国《春秋》来写定另一部《春秋》，这在后代也成为中国经典之一的，这是唯一由孔子自著的经典。孔子《春秋》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贡献约有三要点。
第一：是孔子打破了当时国别为史的旧习惯，他虽根据鲁国国史，但他并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在他的新史里，却以当时有关整个世界的霸业，即齐桓公、晋文公所主持的诸夏城郭国家和平联盟的事业为中心。
第二：是他的新史里有一种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底人生枇评。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如楚国、吴国等，其先虽因其不能接近诸夏文化体系之故而排之为夷狄外族，到后来亦随其文化之演进而升进之为诸夏，与中原诸国平等看待。
第三：史书本来为当时宗庙里特设的史官之专业，现在由孔子转手传播到社会，成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
以上三点，孔子亦只在依随当时中国文化演进之大潮流大趋势而加速一步促其实现，与加进一层予以更深更新之意义。接着孔子《春秋》而完成的，有《春秋左氏传》，他在哲学意义上并不能对孔子有所超越，但在收集与比排材料方面，则更完密了，此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最翔实最生动的历史。包括将近三百年内几十个大国错综复杂的一部大史书。我们可以直接了解那时代的文化真相的，全靠着这部书。
以上述说《书》《诗》《易》《礼》《春秋》五种，后世合称《五经》。“礼经”以《仪礼》为之，又加入《乐》，则称《六经》。《乐》似乎只是唱诗的谱调。孔子对此极有研究，可惜后代失传，现在则很难详说了。我们只根据这几种经典，便可知道中国古代文化是如何的注重于政治、历史、伦理、人生方面的大概。我们也只根据这几种经典，便可了解孔子学说之来历。
三
在孔子以前的春秋时代，还出生了不少的贤人。他们的思想和信仰，行为与政绩，都载在《春秋左氏传》里，只要我们稍一翻读，他们的精神笑貌，还都如在目前。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古代贵族阶级里的人物，直要到孔子出来，始为中国史上平民学术之开始。现在我们姑行略去春秋时代，一述春秋以下之平民学者。
平民学者中最著的有儒、墨两派。儒家创始于孔子。“儒”为术士之称，他们通习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礼、乐上文已说过，射、御则只是礼之一节，书、数更属较为初级的技能。大抵当时的贵族阶级，照例都须通习此六艺，平民要想到贵族家庭去服务，至少亦必习得此六艺中之一二。这便是当时之所谓“士”。士的出身，其先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及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其后始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便是正式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破落贵族的子弟，因此他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孔子又能把他们重新组织，加以一个新的理论根据。古代典籍流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来。因为孔子自身也是一个儒士，所以后世称他底学派为儒家。儒家之后为墨家，墨家创始于墨子，其学说较之孔子时代更见平民精神了。以下学派，便逃不掉此儒、墨两派的范围。
“墨”字的本义，是一种刺面涂色以为奴隶标帜的刑名。古代的奴隶，或由罪犯俘虏，大率集居城市，或分配到贵族私家，或特别训练成一专门的技工。其知识程度与其身分，较之一辈儒士，或有不如，但以较普通农民社会，有的反而超出远甚。据本书作者的意见，墨家“墨”字，便是取义于古之墨刑。大抵墨家发动在古代一个工人集团里，或者墨翟自身便是一个受过墨刑的工人亦未可知。他较原始的弟子与徒从，恐怕也以工人为多，所以这一学派便称为墨家了。
儒家学派所得于古代传统的，是许多古代的典籍以及当时贵族阶级流行的一切礼文仪节。墨家学派的始创祖墨子，据说亦在儒家门下受业过。因此对于那些古代典籍及一切贵族礼亦多知道。但他们另有一传统，则为当时的工业技能与科学知识。
中国的工业，发达很早。殷商时代的青铜器，钟鼎之类，保存到现在的尚不少。那已是三千年前的古物了。我们只看那些铜器制造之精美，便可推想中国古代工业发展，在此以前，应该早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了。中国工业亦与中国文化精神全体相配合，大抵是甚为精美而不流于奢侈，多切实用而又寓有人生伦理上的教训意味的。古代的彝器，多作宗庙祭祠之用，又多加上铭文，大半是既可作历史纪念而同时又寓有人生大义的格言和训词。这正可代表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与其意义之一斑。
铁器究竟始于何时，现尚不能定论，但春秋中叶以下，铁器使用已甚广泛。战争用的剑与耕稼用的锄，全都用铁制。
冶金术以外，在中国工业上发展极早的，要算陶器。中国古陶器的体制装饰，多与铜器相仿。大抵陶业先盛，青铜器继之，故一切仍仿陶器形制。陶器上亦多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