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他們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學校作育人材而致郅治。惟興學非一時可企，一因限於經費，二因限於師資，三則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則學校亦難收效。因此北宋中葉以後，雖各地相務興學，然或則時興時輟，或則徒有其名，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
私家講學，與學校性質不同。
一因學校有經費，建齋舍，置書籍，來學者同時數十、百人，又有一相當之時間；私人講學則不然。無地無書，來者亦不同時羣集，只是聞風慕嚮，倏去倏來，有一面數日即去者，有暫留數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來。
所以胡瑗蘇湖講學規模，並不能為伊洛所襲用。
蘇湖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使以類羣居講習。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蘇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諒地方賢長官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餘年，使來學者各成其材而去。私人講學，則其勢不可能。黃百家宋元學案。謂：「就安定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為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為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按：語錄惟二程門下有之。濂溪乃近隱士一派，並無弟子及語錄也。又呂東萊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洞曉國家之本末原委。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論之。安定教法正式補此弊也。惟東萊偏於史學，仍與程、朱有別。
伊洛師弟子往返，別具一種風格。
程明道知扶溝事，謝上蔡往從之。明道肅以客禮，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明道弗問，謝處安焉。踰月，豁然有省，然後明道與之語。按：其時上蔡習舉業已知名，程、謝初見，非此不足已驗其誠，亦非此不足以發其趣。此等關係，自與學校師生有別。明道在扶溝亦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職學事。此乃學校之教，與程、謝私人講學不同。
他們似乎頗有些處近於禪家之參謁。
佛家禪宗之盛，亦在寺院經典研究相當當達之後，有志者不以此為足，流動各著名高僧處發疑問難。他們所要求者，只在幾點最關緊要處，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規矩次第漸磨歲月之功。羅從彥與龜山講易，聞伊川說，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從龜山游二十餘載。惟循而久之，則來者與應者，並非先有基礎上之共同立足點，則徒逞機鋒，轉成相欺之局。
漸漸的所討論講究，盡在高明處。
謝上蔡監京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在這種流動的短時間的謁請，逐漸盛行，學風上自然趨於掃盡枝葉，獨尋根本。因師弟子雙方學業皆有根底，故重於討論，不重於誦讀講貫，遂有語錄。而師道之尊嚴，也轉從此種風氣中特別提高。觀上引程、謝初見專可知。游酢、楊時「程門立雪」，更為後世稱道。其時則龜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為湖北提舉，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從龜山求書見上蔡，先修後進禮，邑人皆驚知縣不接監司。此等風氣，唐人絕不知之。然若無此，天下將惟以科目官階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門第與和尚。）惟若學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學者先未有相當基礎，直接從事此種最高理論之參究，雖有人格之活潑薰陶，而學術途徑，終不免要流於空虛放蕩。所以程門弟子，多陷入禪學。
張繹家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之。問人何以得此，或曰：「讀書所致耳。」乃始發憤從人受學。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己官洛中，張亦從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川歸自涪陵，張始往從學。按：唐人此指貴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顯達而務讀書。讀書有悟，覺科舉顯貴有所不足，則入佛老矣。宋學精神，正在使人知讀書為學不在顯貴，自不走入佛老之途。而所以宋學猶多近禪者，不在其講學之旨趣與內容，乃在其講學之風格與方法。從此種風格與方法上，又影響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則頗有近於禪學處也。關學所以較少此弊者，因橫渠兄弟以及呂大臨兄弟等，皆僻處關中，又兄弟宗族自為研習，異乎洛中為四方人物往來走動之所湊集也。
南渡以還，學校之教日衰，講學之風日盛。貴族世家已消滅，平民社會中向學分子日多，而國家無教育機關，故私人問學之風更甚。此種往來走動的參究請謁，愈來愈多，於是又從此中醞釀出新的講堂制度來。
象山年譜謂：「先生為國子正刪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房無虛宇，並假於館。先生旣歸，學者輻輳。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門人彭世昌，於貴溪應天山結廬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勝處為方丈，學徒各來結廬。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轎至，會揖，陞講座。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
旣有講堂，則有講義。一兩人對面談話有語錄，多人羣集一堂則有講義。而此種講學之最大困難，則為來學者之程度不齊與來去無定。
旣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規定時日，分深淺高下之步驟，使學者必經相當期間畢其所業而去。
在此情形下，產生講學家的朱陸兩大派。
象山教法，在於因人設教，直指本心。
此源於二程。可稱為「語錄派」。龜山、延平相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門見人靜坐，便謂是好學。象山實近此路。而朱子討論講說不倦，轉異二程之高簡矣。象山始至行都，從遊者甚眾，象山能一一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為人者。陸學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則想選定幾部最重要的書本。
此亦源於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稱為「訓注派」。語錄派長於活的指點，訓注派則在使人有軌迹可尋。語錄派在於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裏，而無一定的格套。訓注派則向外求索，共同有一個自淺入深、由簡到繁的門徑舆規模。如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後始得大學、西銘看。
先為此數書下明白確切的訓注。
宋人皆有志為六經作新注疏。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義頒於天下，一面為學校誦讀之教本，一面為科舉取士之標準。此下如程伊川易傳等，皆從此風氣來，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讓學者各自研讀，此即補學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補講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學，為幼年家庭習行，亦所以補講堂教育之未備。
象山年譜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菴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兩派流傳各有所適，朱子的四書集注遂為元代取士準則。
元明考試程式，大抵第一場經義，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詩朱氏（集傳），尚書蔡氏（沈集傳），周易程（伊川易傳）、朱（本義），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三傳胡氏（安國傳），禮記古注疏。永樂以後，有四書五經大全，古注疏遂廢。
元人又有學官講書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