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之交：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
尊幼辈行凡五等：曰尊者，年长二十以上。长者，长十年以上。敌者，少者，少于己十岁以下。幼者。少于己二十岁以下。造请拜揖凡三条，请召送迎凡四条，庆吊赠遗凡四条。
此处条文，因礼俗随时而变，不具引。
右礼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为之期日，当糾集者督其违慢。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且书于籍。
这是乡村间一种生活公约。让我们姑举一例：
凡遇尊长于道，皆徒行，则趋进揖。尊长与之言则对，否则立于道侧以俟。尊长已过，乃揖而行。或皆乘马，于尊者则回避之，于长者则立马道侧，揖之。俟过，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长来马，则回避之。若己乘马，而尊长徒行，望见则下马前揖，已避亦然。过既远，乃上马。若尊长令上马，则固辞。遇敌者皆乘马，则分道相揖而过。彼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过则上马。遇少者以下皆乘马，彼不及避，则揖之而过。彼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
此等当然是当时的礼俗，乡约只是在礼俗上加上一种团体约束的力量，好使此种礼俗加广推行，经久维持。宗教团体有约束礼俗主持推行的力量，但当时佛教偏重的是出世，因此对社会日常礼俗不得不由儒者来另订，并结成新团体来主持推行它，这是吕氏《乡约》用心之所在。相传程颢曾进佛寺，叹道“三代礼乐，想不到在这里了。”此刻则是要把礼乐重新推行到佛寺外的社会来。
谢良佐监西京竹木场，朱震自太学偕弟往谒，坐定，朱震说：“震愿见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谢良佐说：“好！待与你说一部《论语》罢！”朱震私念日刻如此，如何来得及讲一部《论语》？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及荼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他才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他说：“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夫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地看。”
现在是想把如何见齐衰者，如何见瞽乐师，一切时代化，群众化，好让社会群众全在这上躬行而实践。那是《乡约》精神，亦是关学与洛学精神之亦同亦异处。
四、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七：一、水火。二、盗贼。三、疾病。四、死丧。五、孤弱。六、诬枉。七、贫乏。
这七项，范仲淹义田先注意到，但仲淹似乎专注意在经济问题上。这里的第六项，却不关经济，但也是一种患难，也该援助。
右患难相恤之事，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急则同约之近者为之告约正，命值月徧告之，并为之糾集而绳督之。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则不必借。及踰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论如犯约之过，书于籍。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亦当救助。或不能救助，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有能如此，则亦书其善于籍以告乡人。
上引是吕氏《乡约》之具体内容。政治管不尽社会一切事，南北朝、隋、唐，大门第和佛寺便分别管领了这一切。到宋代，门第衰替了，社会上只有宗教团体，只有和尚寺，还在管领着社会。吕氏《乡约》，便要把儒家精神，客观化，具体化，普遍滲透进社会群众之日常生活里，来代替宗教团体之任务。所以说，吕氏《乡约》乃欧阳修《本论》之脱化，而更尤是基本的。张载曾要试验推行井田均地的新农村，但并没有成功。大钧《乡约》，便是承接载之新村运动之遗意。这一精神之具体实现，便是张载《西铭》篇所讲理想之具体化。他把一乡化如一家般，参加《乡约》的，对其同约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对其家庭般。可惜不久北宋跨了，完颜氏南下，关中沦陷，《乡约》运动便告中断。后来朱熹想再度推行吕氏《乡约》，对大钧《乡约》原条款，也并没有多增损。可见吕氏所订，于当时社会现实所需，是颇能配合的。范育作《吕大钧墓表》，说他：
明善志学，性之所得者尽之心，心之所知者践之身。
但他所实践之身的，有些处和洛学着眼不同，那是关学的精神。这是一新运动，应该为研究宋学者所注意之一项目。
吕大临字与叔，大钧弟。亦先学于载，后学于二程。程颢有名的《识仁篇》，乃为他而发。后人把他和谢、杨、游、尹合称程门五弟子。朱熹在程门中最取大临，说他高于诸公，大段有筋骨。惜不寿，四十七岁便死了。但他究竟是关学。程颢说：
与叔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学的。所以说：
如天假之年，必所见又别。
因此他与他两兄大忠、大钧，一面勉勉以进修成德为事，另一面又共讲经世实济之学，而又严异端之教，那是关学特色。他论选举，欲立士规以养德励行，更学制以量材进艺，定贡法以取贤敛才，立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这是考课，非考试。以责任考功。后人说：“其设甚悉，实可施行。”那些也如大临《乡约》，均见关学精神。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与书说：“古者三公，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此岂世之所望于公者？”弼复书答谢。可知他们自不会像谢、杨诸人般，后梢皆溺入禅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