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即意之别名，以其寂然不动之处，而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做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
这里说“独”字，显异旧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的解释，而变成了心体的别名。宗周说：“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本”，与其说是本之于王艮，毋宁说是本之于王栋。宗周说意字、独字，都和栋说极相似。其实此等说法，仍从守仁的良知学来，只比守仁说得更深入了。宗周说：
《大学》之言心，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已。此四者心之体也。其言意，即曰好好色，恶恶臭。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故意蘊于心，非心之所发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知善知恶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于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体物不遗之物而已，此所谓独也。故物即是知，非是知之所照也。
这一节话，明本诸王栋。但栋说尚较自然，较明白，宗周因要逐字逐句解释《大学》之原文，便不免纠缠模糊了。他大体是说，意蕴于心，而知藏于意，所谓知，则是此独体，也即便是物。因若仅以虚明灵觉说心，便必然要走上朱熹索理于外的老路。现在说心自有一主宰，此主宰即是意。则一切知自然由意而发，不是由知起意了。至于说“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此物字即王栋所谓的矩与格式。此矩与格式，即在知之本身，而不在外面事物上，故说非知之所照。其实宗周说意字，似乎不如王时槐认意为“生几”，比较更贴切。而且王守仁早说良知是天理，是尔自家的准则，则良知便是我心之主宰，何以宗周又要把意字换出良知二字呢？宗周说：
为学之要，一诚尽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
正为当时伪良知流行，守仁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浙中王门由此发挥去，要致良知，便离不开外面的事物。而又着不上工夫，便成运水搬柴尽是妙道。江西一派力反此见解，要学者回向心本体上用工。宗周则偏向江西王门的路子，所以也侧重在心本体。守仁虽也竭力着重到诚意，但意字若偏在心之已发一边了，则仍无以改变浙中王门的理论。所以宗周定要说意为独体，说其内蕴于心而并不是已发。用此来解释《大学》，其用意则在纠挽浙中王门心只是个已发的说法。所以宗周不喜言良知，定要提出他的“意”字与“独”字的新见解，其用意只在此。但未免愈说愈玄远了。所以他又说：
静中养出端倪，端俛即意，即独，即天。
这不是显然要提出一心体来，而又故意要避免良知二字吗？若说“知”，便容易连想到“照”。说照，便离不开外面的事物。若说“意”与“独”，便挽向里面来。这是宗周的苦心。其实这独体之意何由来，则仍不免要回到宇宙论方面去，所以此处宗周又不免要牵拉上一“天”字。但又不肯说一“性”字，此见宗周始终跳不出王学之牢笼。
祝渊言立志之难。先生曰：“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鱼终日在水，忽然念曰：吾当入水。跃起就水，势必反在水外。今人何尝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里求道？若便如此知得，连立志二字也是赘。”
他只说人心原自有主宰。这主宰，即是意与独。换言之，亦即是天与道。如此则只要诚意慎独，便一了百了，所以连立志二字也不要了。在此上，宗周便很不喜朱熹。他说：
朱子表章《大学》，于格物之说最为吃紧，而于诚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箦，乃定为今章句，曰：“实其心之所发。”不过是就事盟心伎俩，于法已疏矣。至慎独二字，明是尽性吃紧工夫，与《中庸》无异旨，而亦以心之所发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学问，半得力于主敬，今不从慎独二字认取，而欲掇敬于格物之前，真所谓握灯而索照也。
可见宗周学派，还是王学一路，只把“慎独”来换出“致良知”。因此对于朱熹的格物说，自要不赞成。如此则岂不只要本体，可以不问工夫了。于是遂使他又回到周敦颐之“主静立人极”。他说：
周子主静之静，与动静之静，迥然不同。盖动静生阴阳，两者缺一不得，若于中偏处一焉，则将何以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则周子何以又下个静字？曰：只为主宰处着不得注脚，只得就流行处讨消息，亦以见动静只是一理，而阴阳太极只是一事也。
他又说：
无极而太极，独之体也。动而生阳，即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静而生阴，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才动于中，即发于外，发于外则无事矣。是谓动极复静。才发于外，即止于中，止于中则有本矣。是谓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若谓有时而动，因感乃生，有时而静，与感俱灭，则性有时而生灭矣。
这番话，描写心态却深细。他说才动于中，即发于外，才发于外，即止于中，因见心体无可分内外。发了便无事，故说动极复静，而并不是发了便没有，故又说静极复动，因见心体也无可分动静。这些话，审察心体都是很精密。但若说太极只是一心体，心体便是一太极，这问题却大了。从近代西方哲学术语说，这已不是人生论上的问题，已转到形上学的本体论去了。本来王守仁的良知学，专就人生界讲心即理，这是无可非难的。但守仁晚年也有好些话侵入了形上学本体论的界域去。所以他要说：“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又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又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现在宗周显示已落进这圈套，他只把“独体”二字换来了良知，于是变说太极即独体。而此独体，又即是人心内蕴之意，愈说愈向里，这是良知学中一极大迷人的歧途。可惜守仁当年，没有详细地剖析，而宗周则把此心之独体，转成为宇宙万物之独体。如是则转成了宇宙即心，心即宇宙。周曾说：“朱子失之支，陆子失之粗，阳明失之玄。”但宗周说到这里，岂不更是玄之又玄了。所以他要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工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体物之知不同。其所谓心，亦只是虚空圆寂之心，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尝差，到慈湖言无意，分明是禅家机轴。
他又说：
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今欲离物以求知，是张子所谓反镜索照也。然则物有时而离心乎？曰：无时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无外。
这里他所说体物之知，尽物之心，心以物为体，离物无心，而物又不能在心外。这许多“物”字，似乎又是指的宇宙中之万物，与上引王栋格物说所谓矩与格式的物义大殊了。于是遂有他的“体认亲切法”。他的体认亲切法共分四项：
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万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
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
这里第一项，比较易解释。第二项下一句，也还易解释，但上一句便不然，这显然是一个无极而太极的独体了。第三第四项，依随第二项上一句而来，这近于像西方哲学如黑格尔之所谓绝对精神了。如此般的来体认，实也不易得亲切。
王守仁的良知学，若偏主在“即知即行，事上磨练”的那一面，便成为浙中与泰州，这一派演进到罗汝芳，满街都是圣人，捧茶童子亦是良知与天理，那就发展到极点，无可再进了。若偏在“主静归寂”的一面，便成为江右派。罗洪先是其中翘楚，演进到东林高攀龙，工夫已到尽头处，宗周却要说他半杂禅门了。但若像宗周般，说成一太极之独体，在思想进展上，也就无可再说了。黄宗羲乃宗周及门弟子，他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又说：“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但高攀龙与刘宗周毕竟学派有不同，此处暂不深辨，要之无论是高或是刘，他们讲王学，总得要回头牵到朱子来讲，是他们都带有由王返朱之倾向。只攀龙可说是新朱学，而宗周则仍可说是王学到了尽头了。宗周也有静坐说，他谓：
人生终日扰扰，一着归根复命处，乃在向晦时。即天地万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学问宗旨，只是主静。此处工夫最难下手，姑为学者设方便法，且教之静坐。日用之间，除应事接物外，苟有余刻，且静坐。坐间本无一切事，即以无事付之。既无一切事，亦无一切心。无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则放下，沾滞则扫除，只与之常惺惺。此时伎俩，不合眼，不掩耳，不跏跌，不数息，不参话头，只在寻常日用中。有时倦则起，有时感则应，行住坐卧，都作坐观。食息起居，都作静会。昔人所谓勿忘勿助间，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善学云者，只此是求放心亲切工夫。从此入门，却从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会得时，立地圣域。不会得时，终身只是狂驰了。更无别法可入，且学坐而已。学坐不成，更说怎学？坐如尸，坐时习。学者且从整齐严肃入，渐进于自然。《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这仍与高攀龙所谓静坐之法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者，一色无两样。从前王守仁在龙场驿，万苦千辛中，悟出了良知，那里是平平常常，既无一切事，亦无一切心的静坐着？罗汝芳说：捧茶童子便即是圣人。现在说平平常常，默然静去，立地是圣域。这已是禅家味。但不甘心去做捧茶童子。于是仍只在一室中默然静去。可见宗周在工夫上，自己也不脱“半杂禅门”之四字。但在他的思想理论上，却又转变出黄宗羲。宗羲《明儒学案·序》，开宗明义的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
宗羲这番话，若和上引宗周的体认亲切法四项目对着，便知他的思想来源。但如此说来，虽像完成了陆王之心即理，而所以穷此心之万殊的工夫，则正在穷万物之万殊，如是则格物穷理便是尽心知性。岂不又像在调和了程朱与陆王？而实际则可说是由陆王又转回到程朱来。但这里却又和程朱、陆王的理学精神，露出一绝大的不同点。无论是程朱或是陆王，都要在宇宙人生界找出一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是心即理，或是性即理，理总是一切的准绳。他们因于针对着佛教，自身均不免染上些教主气，因此都要争传统。现在黄宗羲的观念，却把这传统观念冲淡了，把这统总一切的大原理忽视了。循此而起的新学术与新思想，如网解纲，就宋明理学言，不免要放散了。道术将为天下裂，下面显然会走上一新方向。纵使时代不变，思想也要变，何况是满清入关，又来一时代变动的大刺激？于是宋、元、明三代七百年理学传统，终于在明末诸儒手里，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