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盾
金帐汗国建立之后的欧洲，开始悄悄地发生质的变化。
在基督教势力最为强大但封建制度最为松散的意大利半岛，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对于欧洲人文化与思想的解放，并不亚于火器对于欧洲科技军事界的冲击。其实直到今天，文艺复兴的直接诱因依然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对欧洲进行劫掠之后，欧洲人对于神秘而绚烂的东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并且在此期间，奥斯曼突厥的兴起使得东罗马帝国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东罗马的大批饱学之士携带大量文献资料西去，这也是造成欧洲文化空前繁荣的原因之一。
从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以西欧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欧洲中世纪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文艺复兴的勃然兴起，也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新兴资产阶级思潮的暗流涌动，最终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如期而至。至于其间的地理大发现，大殖民时代，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与此同时，在东欧，基辅罗斯人依然苟活于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从而完美地错过了文艺复兴；曾经被蒙古人无情**的波兰，则继续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神圣罗马帝国东扩与金帐汗国西侵的夹缝之中；更加悲摧的则是匈牙利王国，马扎尔人不仅需要面对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的种族挤压，而且还要同时抵抗东面的金帐汗国与南面正在高速发展期的奥斯曼突厥人的双重威胁。
正因为马扎尔人的蛮族基因与战斗属性的存在，匈牙利王国长期以来都被欧洲人称之为“基督教之盾”（TheShieldofity）。
其实，这样的称呼对于马扎尔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尴尬呢？作为一个欧洲民族中的异类，独自占有肥沃的欧洲十字路口也就算了，全员皈依了基督教都不能换来其他民族对于马扎尔人的另眼相看，反而因为基督教的存在，而蜕变成了欧洲人同蒙古人、突厥人这些异教徒作战的桥头堡。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国父贝拉四世去世后仅仅过了几十年，马扎尔人的阿帕德王朝就绝嗣了。
于是，为了避免在一众日耳曼斯拉夫朋友圈中沦为里外不是人的异类，颇有自知之明的马扎尔人，便开始了自己“王位外交”的心酸历程。具体的操作是，为了内安百姓，外攘强敌，马扎尔人选举自己国王的时候，优先考虑周边强国的王室贵族。新任国王可以是日耳曼人，也可以是斯拉夫人，但需要具备最起码的王室贵族联姻而来马扎尔人血缘关系。
马扎尔人的如意算盘是，用王位作为外交筹码，换取匈牙利王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用国家体制来约束国王的权力，使外来国王不能为所欲为。具体到每一个新国王的产生过程，都是一次周边国家的外交角力的过程。如此一来，匈牙利人的大国外交平衡术就玩到了极致，这样每一次的新国王人选，就一定会是优先考虑外交影响的最优解。而作为新国王最重要的政治财产之一，匈牙利王国和马扎尔民族，也就能够换取最大程度上的长治久安。
所以从公元1301年开始，匈牙利王国正式进入了外国王朝时期。在这其中，梅花间竹般地出现了若干我们熟悉的欧洲著名家族的名字。比如来自波希米亚王国的普舍美斯家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HouseofWittelsbach），还有安茹家族（HouseofAnjou）、卢森堡家族、哈布斯堡家族、雅盖隆家族（HouseofJagiellon）。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家族的影响力，这其中每个家族，都可以在当时的中欧左右逢源，呼风唤雨。曾经诞生了茜茜公主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来自叱咤风云的法国卡佩家族的安茹家族，后来在中世纪独步整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这些家族，在我们其他章节还会涉及。
只有稳定了内政外交，匈牙利王国才有可能腾出手来对付异教徒的金帐汗国与奥斯曼突厥。这跟是不是“基督教之盾”关系还真不大。从地缘角度分析，马扎尔人必须直面这两大政治实体的挑战，才能够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民族发展走向。所以你们玩你们的文艺复兴，蓝领工人的活马扎尔人来干，只是在此基础上，马扎尔人也拿到一个“基督教之盾”的虚名，用以换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与政治同情。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上帝的真情实感，马扎尔人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双十字架”，并宣称这才是真正耶稣受难时候的十字架，是“真正的十字架”（cruxvera），后来索性就印到了自己的国徽上，一直沿用至今。
从这个角度分析，马扎尔人不仅具有游牧民族的遗传要素，也在强敌环伺的生存环境中，锻炼出了极其强大的政治智慧与群体智商。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事实上，尤其在面对奥斯曼突厥的时候，在跨越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的每一次大规模针对奥斯曼突厥的军事行动，都能够看到马扎尔人的影子。如此铁杆的反奥斯曼情结，堪称是铁打的基督教之盾，流水的欧洲其他国家。
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为了挽救命悬一线的东罗马帝国而组织的公元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公元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以及1448年的第二次科索沃战役。无论以宗教为名义的联军如何构成，我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找到马扎尔人的身影。只不过，异族国王统治下的匈牙利战争动员能力十分弱，始终也未能再现当年贝拉四世的神迹。如此的鞍前马后，誓死效命，也未能换来为东罗马帝国成功续命。
于是到了1453年新罗马城破，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之后，奥斯曼突厥人的一腔怒火就必然要撒到马扎尔人身上。
果然，没有让马扎尔人等待太久。
公元1456年，三年前刚刚在新罗马之战中扬名立万的年轻领袖穆罕默德二世，率领至少六万奥斯曼大军围攻匈牙利王国南大门贝尔格莱德。对于当时的匈牙利王国来讲，贝尔格莱德一旦不保，整个匈牙利平原将无险可守，突厥人将不可避免地重现当年蒙古人横冲直撞的那一幕。就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而言，它恰好处于多瑙河与萨瓦河两条大河交界处，这个场景，又与当年的赛约河、蒂萨河那场鏖战何其相似。
然而，此时此刻的匈牙利国王拉斯洛五世（LadislausV，哈布斯堡家族），与当年的贝拉四世又简直判若云泥。
好在，当时的马扎尔人拥有一位不世出的璀璨将星——匈雅提将军（JohnHunyadi）。
匈雅提出身于土生土长的匈牙利贵族家庭，出生于王国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自匈雅提从军以来，匈牙利军队虽然在对抗奥斯曼突厥人的前线胜少负多，但匈雅提作为一线指战员，却参与了所有大小战斗。久病成医的匈雅提，深知匈牙利王国的战争动员能力之差，也深知马扎尔大小贵族之间的矛盾之深。因此，匈雅提早早就建立了自己的雇佣军组织，以备突厥猝然来犯的不时之需。
匈雅提的雇佣军兵源，最早是来自波希米亚地区的流民，这些流民多是因战争而沦落到匈牙利境内。流民的民族成分各异，其中有德意志人、波兰人，甚至有南部的塞尔维亚人等。雇佣军的人数最开始不过在七八千人，但这些人装备极其精良，拥有当时欧洲最好的冷兵器配置。并且，这些人中每四个人还配发了一把当时最为先进的热兵器——火绳枪（arquebus）。
除了拥有强大的雇佣军，匈雅提将军还调动了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以及二百艘战船控制多瑙河防线。
在这样的战争准备之下，奥斯曼突厥人的贝尔格莱德之战打得极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