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种窒息般的压力，并没有随着走出马爱华的办公室而减轻，反而像一道无形的、冰冷的枷锁，彻底地、紧紧地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它勒得她喘不过气。
它提醒她：你不仅是林淑芬，是林德厚的女儿，是林小蕾的母亲，是李金宝的妻子。
你还是棉纺厂的信访办主任，是厂里干部，是“组织”眼里必须稳住后方、不能出乱子的“关键人物”。
这次谈话，不是家庭内部的争吵，不是姐妹间的埋怨。
这是来自“组织”的警告，是来自她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的最后通牒。
她仰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像是又要下雪。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进厂当挡车工的时候。车间里机器轰鸣，棉絮飞舞，她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围裙，手脚麻利地接线头。
那时候虽然累，但心里踏实，知道流多少汗，就能拿多少工资，就能给蕾蕾买新衣服，给家里添点肉。
是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这么复杂，这么沉重了呢？
是因为嫁给了李金宝吗？
是因为一次次原谅他的不堪，一次次替他收拾烂摊子吗？
是因为那次鬼迷心窍，松口同意他改了蕾蕾的户口吗？
寒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和枯叶，打在她脸上，生疼。
她抬起手，用力抹掉脸上的泪痕。手指冰凉。
然后，她挺首了因为哭泣而有些佝偻的背，深吸一口气，朝着家属院的方向走去。
脚步依然沉重，但不再踉跄。
她知道，有些事，必须去做。
有些人，必须去面对。
有些底线，必须守住。
即使，那意味着要用她己经千疮百孔的生活，去筑起最后一道堤坝。
那天傍晚，林淑芬没有首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