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主题：了不得的教育思想与实践01
张謇登上中国所有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金榜鼎甲的顶峰，本来完全可以依照老路线，走上加官晋爵的“状元宰相”之路。然而，由于参与维新变法，深谙世情之下，他选择“退屏江海”。从1895年开始，他回到江苏南通，把大量的精力、心血投到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中。
从1895年回家到1926年去世，他创办的工业、农业、交通业，他举办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对南通、对江苏省乃至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通物质生产、文化事业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江海之滨的工业崛起，教育事业（教育产业）蔚然成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古训在他这里被改写。张謇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张謇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今天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里，我们也来试着深度研究一下，当然，是用我的方式。现在就请你沏上一杯香茶听我慢慢道来，这大约要花上你一炷香的时间。
富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
张謇的教育思想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或者说，他让他的教育思想，浸透当时那个时代，从而散发无穷的魅力。
第一个时代特点，将救亡图存与教育深度地捆绑在一起。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救亡图存是什么滋味，只能凭想象。因为我们每天上班下班，按时领一份薪水，不会有国破家亡的威胁。可是，在那个时代却大不相同。
英国、法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过惯了封闭保守生活的中国人，突然之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叫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世界。
接下来，在英国、法国的后面，国际战争又在中国的地界上开打。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战争打得让中国人心惊肉跳，经常有战争的威胁，生命的威胁。跟着这些枪炮可怕的炸裂声而来的，是列强用强迫的手段逼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条约，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但是，要是看到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谁都受不了。国家领土、国家主权一步步被列强抢走，仅俄国就抢了中国北边近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抢了中国的台湾等地，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哪有自己国家的领土隔三岔五就被他国抢走一块的呢？是人都受不了这个气。这个就是仇恨，国仇家恨。
而这就是摆在中国人眼前的国难，人人都在想如何救国，张謇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政治救国，也不是军事救国，而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他这办法能行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正是那个时代许多有识人士、爱国人士的强烈呼声。
为什么呢？
我猜想，当时洋务派用军队救国失败，维新派用政治救国失败，大家便改变了想法，想到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当时的人们或许是从家庭兴盛中得到了某种启发，比如一个穷人要想发家致富，通过练武术发不了财，通过政治手段去发财，说不定还会把小命搭上。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如果坚定地培养下一代读书呢，坚定地支持家中某个人做生意、办小厂子、开小商店，这样的发家致富，虽然速度很慢，但很实在。
我这样的猜想或许是有缺陷的，读者以及这方面的专家或许能给出更好的解释。至少，在那个时代，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认为“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系乎学校”。连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时代潮人都提出这样的观点，只不过在变法失败后，这两位在国内无法立足，没有把他们伟大的观点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这正好为张謇实践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开了一面鲜亮无比的旗帜。
这不只是接过别人手中的帅旗，因为张謇也信那个观点，用张謇的话讲就是“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就这样，张謇成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也成为一位认真的实行者。世界最怕认真二字，张謇就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
说他认真，不是凭空乱点评的，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这些事实，我们在前文说过不少。在这里，我摘抄一些张謇在不同时期的语录，作为他思想的见证之一。
甲午中日战争后，张謇说：“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这话我们听起来轻松，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是用无数中国军人的生命，以国家耻辱做代价的，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是2亿两白银，这个价好高啊。
自己的这个结论性的观点对不对呢？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今天我们知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技术、知识、思想文化逐渐兴盛起来。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的景象是“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此时的大清人无论有没有爱国心，心情都不是轻松的，“惨莫大于亡国，然非人所能亡也，必先自亡而后人亡之”。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亡国表面上看来是别人来灭亡你的，而实质上是自己灭亡自己。就如人生病，并不是细菌来造访你，而是你自己的机体首先出现问题，给细菌造访制造了机会。
同样是国家，为什么你们欧洲人的国家就强大而文明，而我大清国就贫弱落后呢？张謇认定，唯一的不同在于后天的教育。从这里出发，他认定教育不力是国家衰败的“原罪”。张謇原话是：“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
病根找到了，处方就不难开出来：要雪耻，就得讲求学问；要讲求学问，就得普及教育。张謇的原话是：“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普及国之教育则无与。”这其中的意思，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张謇认为，那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教育培养了许多专业科技人才，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近代工业的缘故。把这个理论套用到中国，中国就成了反面教材：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低下，从而造成实业、教育双落后的局面。
在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比如，洋务派就认识不到。洋务派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船炮这样的武器不如西方；顽固派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定中国的儒教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中国根本用不着学习西方。
张謇的这番认知，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与他考察日本有深刻的关系。近代日本的兴起，也的确与日本狂热地学习西方有极大的关系。日本称西学为兰学，日本人最早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是从荷兰那里开始的。
于是张謇的结论是：要让我们民族冲破危机，就必须大兴实业、大办教育。
此时的中国有很多人办教育，叫私塾，目的简单而明确：赚钱。张謇对教育的认识不同，他办教育的目的也就不同。与私塾先生们相比，张謇办教育的使命感更强烈，“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办同样一件事，带上“使命感”去办，难道就有什么不同吗？我一直对这样一个命题感到困惑，直到我看到松下幸之助的书。松下幸之助办电器企业，就是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而办，而且他用这样的精神法来为员工加油鼓劲。后来看到更多的日本企业上班前唱企业歌的做法，我相信，“使命感”这种工作理念真的有不一样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张謇把兴学育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看成是图国家之强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他彻底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此外，“教育救国”是张謇在教书育人这个重要领域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