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1927年9月
少量犹太人兴许能增加国家的优势和个性，但过犹不及。我们国家恰恰就是犹太人太多了。
——查尔斯·林德伯格
26群体性疯狂偏激的20年代
爵士时代、咆哮时代、鼓吹时代、浮华时代，除了这些人们赋予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标签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贴切的标签：嫌恶时代。在美国的历史上，或许再也没有哪个时期有这么多人毫无理性、全方位地嫌恶他人。
人们的偏执几近常态且随处可见，如同条件反射。《纽约客》的老板哈罗德·罗斯（HaroldRoss）以品位为由，禁止杂志使用“厕纸”一词，但却不禁止“黑鬼”“黑崽”这些词。林德伯格飞往巴黎的前一周《纽约客》刊登了一幅漫画，配了一句遗臭后世的对白：“黑鬼在我看来都长得一样。”犹太剧作家乔治·考夫曼（GeeS。Kaufman）年轻时曾在华盛顿一家报社当记者。有天晚上老板突然走进来说：“那个犹太人在我的报社里干吗？”W。C。菲尔兹（W。C。Fields）则形容黑人喜剧演员伯特·威廉姆斯（BertWilliams）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威廉姆斯受数百万观众喜爱，自己也有钱，他在曼哈顿租下一间豪华酒店公寓居住，但公寓管理方却要求他进出只使用服务入口和货用电梯。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兹（Jamesolds）对犹太人充满偏见，甚至轻视同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每当布兰代斯在法庭中致辞，他就看报纸、研究文件以示立场。他对时任副总检察长的梅布尔·维勒布兰特同样粗鲁，只因为其是女性。
三K党的死灰复燃可谓准确地呈现了这一时期愈加膨胀的嫌恶精神。本来已奄奄一息的三K党到了20世纪20年代却带着一股在内战鼎盛期都未有过的凶猛势头和吸引力登上了美国的舞台。三K党讨厌所有人，但它根据地区偏见，行事相当有策略：它在中西部地区专门针对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更远的西部地区针对东方人和天主教徒，在东边针对犹太人和南欧人，在所有地方都歧视黑人。在巅峰时期，三K党有500万名成员，也有人说是800万，75名国会议员要么是其成员，要么公然与之结交。在几个城市，都有三K党成员当选市长。俄克拉荷马州和俄勒冈州还选出了是三K党成员的州长。在俄勒冈州三K党差一点儿就成功地取缔了天主教学校，在全美许多地方，他们规定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学校或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职位，天主教会的生意也遭到了抵制。
在很多人看来，三K党不光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也具有社交的功能。在底特律，数千市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在市政厅外举行的圣诞集会，在燃烧的十字架的光芒映衬下，圣诞老人身着三K党长袍为孩子们派发礼物。印第安纳州的一场三K党集会野餐（也即所谓的“三K秘密会”）很有特色，包括会员穿着三K党长袍骑马赛枪、两人三足比赛（同样是全副长袍）、一只手举着十字架一只手挥舞美国国旗同时在钢丝上表演特技。
在胖乎乎的初中辍学生大卫·斯蒂芬森（Davidson）领导下，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发展特别迅速，号称有35万名成员。在一些社区多达一半的白人男性都是缴纳会费的三K党徒。在斯蒂芬森及其爪牙的煽风点火下，印第安纳州人轻信了狂热的反天主教流言。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毒死了哈丁总统，南本德市圣母大学的教士们都是天主教起义的预备部队。1923年出现了最离奇的谣言：教皇打算把圣地从梵蒂冈迁往印第安纳州。根据各方记录，北曼彻斯特镇的居民听说教皇在某趟列车上，1500人涌上了车企图抓住教皇，粉碎其阴谋。因为没找到特别像教皇的人，暴徒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一名卖胸衣的列车推销员，此人差点儿就要倒大霉，好在他及时说服了暴徒：他只有一手提箱内衣，不可能发起武装暴动。
三K党的垮台也来得出乎意料，而它正是胖乎乎又不可爱的斯蒂芬森一手导致的。1925年3月的一天，斯蒂芬森跟一名品行端正的年轻姑娘玛奇·奥伯霍尔策外出约会。奥伯霍尔策当晚没回家，第二天晚上也没回家，她的父母感到极其不安。等斯蒂芬森把这位姑娘放回来时，她已经遍体鳞伤了。她遭到了野蛮的殴打和虐待，**和**的皮肤都被撕裂了。医生和家人得知，跟奥伯霍尔策见面后，斯蒂芬森就喝醉了，行为变得非常暴力。斯蒂芬森逼着她去酒店并多次粗暴地强奸了她。在羞愧和绝望中，奥伯霍尔策吞下了致命剂量的氯化汞。等她到家时，家庭医生已无能为力。奥伯霍尔策挣扎了两个星期，最终还是死去了。
斯蒂芬森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是印第安纳州三K党头目，能被免予起诉。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判绑架、强奸和二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要被终身监禁。为了报复，他公布了印第安纳州最高层涉及贪腐的文件，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和该州共和党党魁因此双双入狱。州长本来也免不了服刑的下场，但他靠着技术细节侥幸脱身。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整个市议会遭到解散，并被处以罚款，一名重要法官遭到弹劾。整件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三K党的形象在各地彻底崩塌，再次退回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幕后，也再也没能成为一股全国性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三K党并非美国褊狭主义最危险的前哨。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这份“荣誉”原属于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一个联盟。20世纪初以来，一大群杰出、博学的美国人陷入了执念，即危险的低劣民族充斥了全美，必须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
纽约顶尖的医生威廉·罗宾逊（WilliamRobinson）博士为激进的种族主义代言，他宣称天性低劣的人“从一出生起就没有权利，但既然他们生了下来，理当没有权利再繁育后代”。另一位医生、《遗传和人类进步的关系》（HeredityandHumanProgress）一书的作者W。邓肯·麦金主张：“为防止那些我们认为毫无价值、不该享有人类权利的人繁衍后代，最简单、最善意、最人道的方法就是将之温和、无痛地处死。”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疏忽大意、不节制生育的美国人生出了太多有缺陷的孩子；同时，政府又不限制从落后国家来的移民，增加了无穷无尽的低劣人口。
几乎所有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认为特别可怕的种族。作家麦迪逊·格兰特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身材矮小，思维怪异，无情无义，只看重个人利益”。犯罪改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弗兰克·洛希认为，问题在于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结合到了一起，“犹太人的脑子加上意大利人的力气”。当时最杰出的一位科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B。Davenport）对许多种族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不聪明、不可靠，较之正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更容易堕落、更容易发生暴力犯罪。按达文波特的观点，这些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坏习惯，因为他们受自己的基因限制，注定爱惹麻烦、爱搞破坏、迟钝无趣。他们使美利坚民族“肤色更黑、体格更矮小，充斥更多盗窃、绑架、殴打、谋杀、强奸和缺乏性道德的犯罪行为”。麦迪逊·格兰特称接纳他们为“种族自杀”。
所有这些观点捆绑到一起，变成了“优生学”这款聪明的“新科学”，简单概述也就是科学地培育优越人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优生优育是个无害的目标，是一种生育出更健康、更强壮、更聪明后代的善意愿望。但在美国，优生学的面目要严厉得多。它带来了更为阴险的信念：生育应当加以规范和指导。美国优生学学会的一位官员指出：“美国人重视牛马的繁育甚于自己生孩子。”政府推出了种种限制性政策，规定什么种族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并实施强制驱逐，打压公民自由，对数万无辜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这些举措都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它使美国大幅削减外来移民数量，甚至彻底限制了世界某些地方向美国移民。它甚至多多少少导致了林德伯格这位从不犯错的飞行员最终走下神坛。
消极优生学的圣经是麦迪逊·格兰特所著的《伟大种族的消逝》（PassiRace）。这本书出版于1916年，内容恐怖却极为流行。作者格兰特是纽约的一名律师（他接受过律师训练，但从未执业）兼博物学家（他以此为业，但从未接受过训练）。格兰特认为，真正优秀的人种是所谓的“北欧人种”，基本上指的是除了爱尔兰外所有北欧地区的人。他将欧洲人分为三个等级，北欧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地中海人种，越靠南的人种越低劣。
格兰特的理论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他必须解释这些低劣人种怎么产生了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古希腊、罗马帝国，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其他所有古典时代的奇迹。格兰特的解释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统治阶级是北欧的亚该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地中海人种，而是从北欧迁移到南方的。格兰特还主张，所有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都是“北欧人……基本上是哥特和伦巴第血统”。所有其他人（也即真正的意大利人）迟钝、发育不良、骨骼矮小，并且在基因上注定永远如此。
格兰特认为，劣等基因无法被稀释不能变好，而会永久性地玷污整体。“即使跟欧洲三大种族的任意一支通婚，犹太人也始终是犹太人。”格兰特冷酷地解释说。
就算以当时所知极少量的遗传学知识来看，这些论调也是完全不符的，但格兰特似乎正说中了许多人的心声。他的书得到了《美国历史评论》（AmeriHistoricalReview）、《耶鲁大学评论》（YaleReview）、《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鉴》（TheAmeriAcademyofPolitidSoce）的赞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全美顶尖的人类学家亨利·奥斯本（HenryFairfieldOsborn）还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
其他全盘或者部分支持格兰特意见的人，包括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Fisher）、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家索瑟德（E。E。Southard）、哈佛的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Lowell，就是他主持的委员会认可了萨科和万泽蒂的死刑），妇女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还有一辈子反感棕色皮肤人种的胡佛。1909年，在一份提交给雇主的报告中胡佛声称，应该避免雇用黑人和亚裔工人，因为他们“心智状况低下”，病态地“缺乏协调性，工作不积极主动”。胡佛强调了他的亲身经验并得出结论说：“一个白人男子顶得上两到三个有色人种，哪怕是在最简单的铲土、拉煤等矿井工作中。”没有证据表明胡佛在未来岁月里修正了这些观点。1921年，他受《伟大种族的消逝》启发赞助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纽约主办的优生学大会。
一时间，随着消极优生学在美国的推广，其身影几乎随处可见。1926年，在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美国优生学学会设立了展台，用一台机械计数器显示：美国每48秒就出生一个“低等”人，而每7分半钟才出生一个“高等”人。计数器上循环显示的相对速度生动地表明了低等人是何等迅速地充斥全美，让它成为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展台。
美国优生学运动的精神总部是优生学档案室。1909年档案室设于长岛北岸的冷泉港，资金主要来自那些希望像自己这么天生优秀的人更多一些，而其他人则更少一些的富人。档案室紧靠著名珠宝大亨蒂芙尼家族的庄园，第一任所长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达文波特认为，人类状况的方方面面都可用优生学解释：包括肥胖、犯罪，撒谎或欺骗倾向，甚至对海洋的热爱。在达文波特的领导下，优生学档案室还对种族混合的有害影响做了一些研究。达文波特解释说：“人们常常发现混血儿有着蓬勃的雄心和内驱力，但智力低下，这让他们很不幸福，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叛逆感强烈……混血儿是混合不当的人，是不满足、不安分、效率低下的人。”达文波特认为，为安全起见，对低劣和存在缺陷的人不光要绝育，还要阉割，以消除其欲望，断绝其繁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