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伯德又为《国家地理》杂志单独写了一篇文章，说得像是自己故意找了个恶劣天气。“我决定不再等待好天气，因为我感觉，未来跨越大西洋的飞机不可能等到天气条件理想时才飞。”他写道，“此外，如果我们遇到了不利的天气，或许可以获得更科学、更实用的知识。”结果是，“我想我们遇到了一场最激烈的空中搏斗。”他接着说：“我没向队友透露自己的顾虑。他们自己要对付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这是一波可怕的压力。只有飞行员才知道，整整18个小时看不到下面的陆地或水域意味着什么。我想，恐怕再没有其他飞机曾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里都是盲飞的。”
但这一切跟巴尔肯事后为《纽约时报》所做的叙述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我们有一架好飞机。我们的马达从未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整个飞行过程中，我没有一次需要爬出机舱到机翼上去擦引擎……就这趟横跨大洋的飞行而言，它是我做过的最乏味也最单调的一次。”在论及这次飞行的书里，巴尔肯形容当晚整夜都有着“美丽的星光”。伯德家人要他从书里删掉的部分，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
到达法国布雷斯特的海岸之后，伯德指示巴尔肯顺着海岸线朝勒阿弗尔市前进，而不是从大陆上空前往巴黎——这是个偏离原定计划的奇怪路线。没过多久，巴尔肯发现地面有一条直线通往巴黎的铁路，但伯德坚持要顺着海岸线到达塞纳河河口，然后再顺着河道走，这一举动让整趟行程又多走了两个小时，也让他们在天气转恶之后才到达巴黎。
和林德伯格那次一样，数千人等候在勒布尔歇机场，但午夜来了又去，大雨下个不停，大部分人打消了继续等下去的念头回家了。在场的人包括钱伯林和莱文，他们俩正在巡游欧洲各国的首都，恰好也在当天飞到了巴黎。
伯德说：“所有在勒布尔歇机场等候我们的法国飞行员都认为，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着陆，如果我们非要尝试，肯定会害死人。”这跟钱伯林的记叙相当矛盾。“现场只下着零星小雨，”他回忆说，“云层很低，但也没低到飞机不能安全降落的地步，如果他们能透过雾气看到巴黎的灯火，那就能够降落。”伯德在书里说，地面上的人清楚地听到了他的飞机声。钱伯林说他们从没见过伯德所说的事。
“现在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害死下面的任何人，同时也挽救我的伙计们。”伯德继续说，把公然的失败变成了英勇的无私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水域上。”他命令飞机返回诺曼底海岸。
等他们飞到诺曼底海岸时，燃料用得精光。黑暗里在机场降落太危险，于是他们选择迫降在海里。巴尔肯在距离滨海韦尔村（Versur-Mer）180米远的地方完美着陆，4个人涉水上岸，到了一个17年后更加出名的地点——英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上岸的地方。着陆弄断了起降轮和起落架，但机身保持完整。
伯德这样描写着陆：“我觉得自己要为队员们的安全负全责，我想他们都认为安全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但仍然冷静面对……直至最后一刻，他们都镇定地听从指挥。这时正好是巴尔肯负责操纵飞机。”这番说辞虚伪得惊人。事实上，巴尔肯已经操纵飞机好几个小时了，大家的性命很可能是靠着他娴熟的着陆才救下的。
荒唐事还没完。机组共计4名成员全都被引擎轰隆声震到了耳聋的程度，听不到彼此说话。从几乎所有的记叙来看，阿科斯塔摔断了锁骨，虽然他后来说当时并不觉得痛，其他人完全没有受伤。他们踉踉跄跄地上岸，立刻就在海岸公路上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但他没看见从海上登陆法国的4个陌生男人。他们浑身滴着水，冷得要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挨个儿敲门，但始终没法让村民明白自己是何方神圣。仍然听不到声音的诺维尔用蹩脚法语朝村民叫喊，弄得大家很紧张。最后，他们来到距离海滩800米的一座灯塔前。灯塔看守的女儿玛丽安娜·莱斯科（MarianneLescop）后来回忆说，村子里很少听到的飞机的嗡嗡声吵醒了全家人，他们看了看窗外，但黑暗中什么也没看见。“大约3点钟，”她说，“有人大力捶门，我们再次被吵醒。父亲看见楼下有4个男的。其中一人用法语喊着，‘美国飞行员！’4个精疲力竭的人走了进来。他们徒劳地敲了其他好多家的门。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全身湿透，破破烂烂的，满身是泥。我们都相当疑惑……”
莱斯科先生和家人把飞行员们让进家，并给他们拿了毛毯和热饮。他们惊讶地听诺维尔讲了飞行的事，但因为镇上早晨6点到8点没有电话或电报服务，没听到有关“美洲号”的报道。等伯德和队友回到海滩查看飞机时，天已经大亮，他们便找当地人把它拖上陆地。但这批当地人非但没怎么帮忙，反倒把飞机当成遇险船只动手抢劫起来。6个人扛着一台巨大的马达蹒跚着上了海滩。伯德说服他们留下了马达，但飞机的其他部分永远丢失了——包括12米长、写有“美洲号”的机身蒙布。据后来的报道，失踪的蒙布挂在了多维尔赌场的墙上。这架飞机再也没能重新装配成形。今天，它剩下的所有痕迹就是滨海韦尔博物馆玻璃展示柜里的少许破布条。12米的蒙布似乎彻底消失了。
尽管降落过程很笨拙，但等伯德团队第二天搭乘火车最终回到巴黎，接待活动的盛况丝毫不比林德伯格那次差。“我从没见过巴黎这般疯狂的歇斯底里。”巴尔肯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到达时，火车站周围的道路已挤满了人，他们涌到汽车跟前砸碎了窗户，差点把它给掀翻。”妇女们群起献吻，把他们撞得鼻青脸肿。人群非常疯狂，阿科斯塔的锁骨也有可能其实是在这时给弄断的。至少，他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了痛。本来要带他们去洲际酒店的汽车无法发动，狂乱的人群就把它推到了目的地，一路欣喜叫喊。“妇女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膀子搂着我们亲吻，直到我们脸上盖满口红。”巴尔肯继续说，“宪兵抡圆手臂，绝望地想控制人流，又用胳膊肘顶开人群，好让汽车通过，顺便为自己讨要签名。”
美国也几乎跟听说林德伯格的消息时一样兴奋，远比钱伯林和莱文那次热闹。报纸坚决要把航行的方方面面都打扮得正面积极。伯德的飞机在空中待了43小时，几乎比林德伯格所用时间多了25%，人们却认为，这一点不是在说明他们未能直线到达目的地，而是一种英勇的表现。伯德对《纽约时报》说：“对4个在40小时里承受了这么大压力的人而言，我们做得相当好。”他坦率承认航行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过，等到次年出版有关这次飞行的书时，这部分内容消失了。
由于军衔更高，官方对伯德的接待比对林德伯格更盛大。第二天，伯德参观了荣军院。有个叫勒让的瘫痪飞行员受伯德到来的鼓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是他9年来第一次迈动双腿。他和伯德手牵手走向拿破仑墓，在场观众无不落泪。
一时间，美国似乎已成为神的国度。
[1] 那是一栋庞大、阴森、令人生畏的建筑物，在离他家大约5千米的威尔肯斯大道上。
[2] 当时是国际棒球联盟里的一支小球队。
[3] 1918年，鲁斯其实打出了12个本垒打，但其中一个是“再见本垒打”（walk-offhomer）。当时，击中结束比赛的最后一记本垒打的人，只算拿下决胜分所需的垒数，所以鲁斯的第12个本垒打被算作是三垒安打。
[4] 值得注意的是，鲁斯不光能打得远，在职业生涯中他还做过113个牺牲触击。当代的许多强棒击球手，如哈蒙·基利布鲁（HarmonKillebrew）、弗拉基米尔·格雷罗（VladimirGuerrero）、马克·特谢拉（MarkTeixeira）、莫·沃恩（MoVaughn）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没打过一个牺牲触击。
[5] 巧合的是，科特布斯就在卡门茨往南一点儿，而卡门茨则是1932年绑架了林德伯格孩子的凶手布鲁诺·豪普特曼的家乡。
[6] 莱文（Levine）是犹太裔的常用名。——译者注
[7] Tribune，《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前身之一。
[8] 纽约城里建于1913年的伍尔沃斯大厦，高240米，在当时仍然排全世界第一位。高度超越伍尔沃斯大厦的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要到1930年和1931年才建成。
[9] 也译作炮台公园。
[10] 警备力量后来略有加强，但特工人数始终不曾超过2300人。
[11] speakeasies，这个词在美国最早出现于1889年，用来描述各种非法贩卖烈酒的地方。
[12] 安哥斯图娜苦精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一种浓缩苦酒，用水、酒精、龙胆草的根和各种蔬菜萃取物酿制，多用来为白酒调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