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迁川李庄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大迁移”的场面。远的也许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然而，“湖广填四川”“闯关东”的经历，仍然不时在当今各种媒体上还有出现，那些过往的后代们，依然铭记那段史实。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距今只有70多年的时间，发生在中国学界、文化团体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西迁”，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大迁移”，有过之而无不及，仍然历历在目。
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那场惊天动地、千难万险的“大西迁”的悲壮场景——
1940年9月30日，同济大学决定，校本部和大多数单位踏上了“大西迁”的艰难征程，向四川李庄悲壮出发。
迁移一所著名的大学，有上千人的师生，还有随队的家属，其人马可谓空前绝后，浩浩****。在路上还要面临日机轰炸，生死险境，那场面真是悲悲切切、伤伤痛痛。
“大西迁”由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葆仁领队。他带着一路人马，从昆明出发，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都得越过崇山峻岭、十分艰险的乌蒙山区。一路上，山陡路险，客货运输非常困难，汽车经常出车祸，车翻人亡的事故不断发生。
一天，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车毁人亡，损失惨重，场面悲惨。
更为惨状的是，日本飞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扔下罪恶的炸弹……
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社科所、体质人类学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从1940年秋，分期分批向李庄迁往。
中国营造学社是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团体，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们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
这些科研单位，在搬迁前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车，共有多少车，车上的货物都一一建立了清单。
中国营造学社在出发时，由于梁思成脚趾受伤，突发高烧，感染了破伤风，不得不暂时留在昆明治疗，待伤情好转后，再同其他人员转移，迁移李庄。
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的队伍，坐着卡车出发了。
林徽因坐的车上，装有30多人，年龄从70多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裆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
路不平，车颠簸。拥挤在车厢上的人，个个的五脏六腑，都像要颠吐出来。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
那时的卡车，汽油配给很少，有的用酒精做燃料，甚至还有烧木炭的。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经常抛锚。当时传说，“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他们昼夜行军，夜间住车上，饿了就用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
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过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河，要过一座很高的桥，车辆从山上迅速下坡，若是刹不住车，很容易冲下河谷，非常危险。桥身又窄，车辆不能并行，要是碰着了，或车子行走不平均，桥也会出现摇晃。从桥上看，一堆车子七歪八倒翻沉在河里，惨不忍睹，令人胆战心惊。
过了赤水河，路途较为好走一些。卡车装载着老的少的，驶过毕节，路过叙永。在冬日寒冷的大山上，慢慢腾腾地翻越，好不容易到了长江边的泸州市。
1940年12月的一天，同济大学王葆仁带队的首批人马，经过千里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李庄。并立即电告周时均校长：首批人马到达李庄。
1940年12月21日，李庄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等李庄绅士们，号召组织起镇上的各界群众、单位学校，还有舞龙队、花船队，来热烈欢迎“下江人”，搬迁李庄入住。
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带领第一批人马来到李庄码头时。
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都认识他们两人。当王院长第一个走上岸时，李庄的政要、绅士们就立即上前，伸出友情的双手，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这些经过艰难曲折、远道而来的先生和学生们，迈着疲惫的脚步，一踏上李庄这个古镇的土地上时，立马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他们表示出的巨大热情。
李庄小学的学生们，站成队列，手里举着彩旗，嘴里喊着“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响个不停，回**在水码头的上空……
当“下江人”走进李庄街上时，这里就敲锣打鼓，舞龙欢迎。几条龙跟着他们的脚步，舞动狂欢。
李庄舞龙，历史悠久。他们的龙头是用金黄色的布或纸做成的，龙身则是用稻草扎成。因而又称“耍草龙”。